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讨论

当国人尚未完全解决工业化社会到来后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类问题之时，新的百年未有的变局又将新的问题叠加在旧的问题之上。新时代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对中国包括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环境的四个重大挑战清晰浮现：一是如同极端气候一样不断袭来的国际形势变幻的不确定性，以往曾经依托的是非敌我的界限全然不再可信，丛林法则和逆全球化正以最现代的形式呈现，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的文明冲突论不管怎样驱除却还依然如一片乌云笼罩在地球村上，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了解和思考人类尚存的文明形态如何能够美美与共，重新思考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二是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面对国际挑战开启了新时代的应对，党的二十大后，赓续中华文明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出现了新的定位和发展格局，涉及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有关行政管理、科研、教育、传播、信息处理、外事等相关部分需要作出重要调整；三是国家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增量发展转变为存量发展阶段，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急剧下降，地方财政收入急剧下滑，地方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投入必然减少并对遗产转化为资产的要求提高；四是AI等技术的急速发展，既为行业发展提供助力，也引发了行业工作生态新的深刻又严峻的变化，这四种挑战相互叠加并叠加在已有的多种问题之上。（剩余633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