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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红灯笼,其实是从日本来的

今天,无论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国家的官方节日,中国各地照例都会挂上大红灯笼,以表达喜庆之意。物资匮乏的文革时代,大红灯笼是奢侈品,多数单位组织也找不到会制作灯笼的工匠,于是,就用宣传画上的大红灯笼代替实物,每个灯笼上写一个字,构成“春节快乐”或“欢度国庆”的完整句子。

这种灯笼无论大小,通常直径与高度(含圆形的灯头与底端)之比在1.1:1至1.35:1之间,无论外观形状、比例、颜色还是结构,都是天安门上那八个灯笼的翻版。今天,中国喜庆时很少见到传统的形状各异的灯笼。

不过,今天挂满中国的大红灯笼,并非中国传统式样,而应当是日本“丸提灯”的改进版本。

这一切得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的改建说起:

今天挂满中国的大红灯笼,并非中国传统式样,而应当是日本“丸提灯”的改进版本。

1949年初,接收的北平城令市委十分难堪:垃圾遍地、千疮百孔。一直被视为重要政治象征的天安门也不例外堆积的风干野鸽子屎有数吨之多,踩上去霉味扑鼻。

当时北平市委和市政府已知道开国典礼极可能在此举行。他们绞尽脑汁,发起了一场又一场清洁运动,天安门广场是重点对象广场上309个坑被填平,周边不少建筑被铲平,同时,恼人的野鸽子屎也被装满数卡车,运送出城。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虽然清除了垃圾,天安门城楼仍急需修缮、装饰悬挂的毛泽东画像、正面的两条字幅、城楼上的灯笼,都需要现做。

画像、字幅都容易解决,灯笼却令所有人为难。天安门城楼原有的六角宫灯,既小又破,落满灰尘,根本无法适应“张灯结彩”的政治任务。而被周恩来从20张设计图中一眼相中的大红灯笼,高2.23米,周长8.05米,只是一幅草图,但无人能制作。

北平为明清两代京城,不是有很多做灯笼的巧匠吗?

因为这种竖龙骨大红圆灯笼并不符合中式传统,很大程度上是“日式丸提灯”的改造版。

“传统贡品”圆红灯笼,明清紫禁城里并不存在

传统的中国灯笼,主要用途并不是照明,而是装饰、出行。宫灯就是装饰的一种,其以六角等多边形为主,形若“肃”字。

《大明会典》卷一八二·仪仗中写道:

“红纱灯笼六对。红油竹灯骨、铜烛盘,外以红纱蒙之。硃漆竿、竿首,贴金龙头。其下龙尾。竿头,带黄熟铜钩,垂玉色纱罩之。红油纸灯笼三对。红油竹骨,下有烛盘木座,以竹丝编为笼,加红油纸,竿同红纱灯。魫灯三对。制同红纸灯。但用魫为之、铁为灯骨。”

天安门的大红灯笼不属于传统宫灯。

另一种装饰灯笼为元宵节异型灯,其形状各异,却很少见圆形带上下轮、带穗的种类。而人们出行用的手提灯笼更不可能造成不易于携带的椭圆形,走马灯也没有现在的大红灯笼形状。

中国传统中,圆红灯笼是有的,比如红纱灯,民间的比如河北藁城灯笼。但藁城灯笼分为宫灯、走马灯等花色,圆红灯笼是其中的一种,并不是最重要的种类,同时与现在的大红灯笼在许多做法上也有差异。有一种说法,藁城的圆红灯笼是“传统贡品”、“传统宫灯”,这种属于民间传说,明清宫廷并没有这种圆红灯笼。

另外,民间的其余灯笼,如瓜楞灯、羊角灯、红纱灯、油纸灯、魫灯,元宵灯笼龙凤麒麟、孔雀仙鹤、螃蟹鲤鱼、西瓜葡萄等并没有大红灯笼的样式,而传说与大红灯笼相似的福建灯笼,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说道:“福州所进(灯笼)……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遂为诸灯之冠”“清冰玉壶”状,可见与大红灯笼相差甚远。

整体上看,灯笼主体是日本“丸提灯”的改进放大版出于承重考虑,横龙骨换为竖龙骨,保留了其上下轮设计,笼身呈圆红状,增加了中式手提灯笼和部分日式提灯的垂穗。

开国大典的重要装饰为什么由日本人设计

当时的人们不像今天的国人这么敏感。由于需求特殊、设计要求高,天安门装饰的总负责人苏凡将任务交给了他最得力的两个助手:日本左翼画家小野泽亘(中文名肖野),还有投奔共产党的日本青年森茂。

苏凡的妻子是话剧《白毛女》的主人公扮演者田华,而小野泽亘是该剧的舞美设计,其设计给苏凡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两位日本人也是跟随中共多年的老朋友。19岁时,受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影响,小野泽亘参加了日本无产者美术家同盟,很快成为左翼画家中的佼佼者。1939年,他来到北平,一直从事左翼宣传工作。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小野留在中国,成为晋察冀抗敌剧社的“台柱子”,其宣传画水平高超,多次受到《晋察冀日报》表扬。

小野的搭档森茂,比他小近十岁,14岁时来到中国丹东,受小野泽亘鼓舞留在中国。森茂曾任职晋察冀日报社的利民广告公司绘图部,“白毛女”牌香烟的商标就是由他绘制的。

设计图被选中后,苏凡带着小野和森茂在北平城内四处寻找能制作的灯笼铺,但一无所获。最终,在一位70余岁的老匠人帮助下,他们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自己制作。老匠人操作灯笼的主体部分,而“手板”(云头板)和“下房”(垂穗)由小野和森茂操作。

三天三夜后,八个中国有记载以来最大的圆红灯笼被悬挂在城楼上,每个重约80公斤,由二十几个年轻战士将灯笼挂在横梁上,旁边砸紧两个铁环才固定住。

2011年9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布置一新的大红灯笼造型花坛矗立在广场中央,迎接“国庆”佳节的到来。

大红灯笼从政治符号变成标准的灯笼形象

这两个日本画家设计的天安门灯笼就是日式的吗?

并不完全是。日本传统中,圆红灯笼并不少见,上下轮和垂穗与天安门灯笼的差不多,但多是横龙骨结构,呈纵向椭圆形。

小野和森茂自然对日本的灯笼设计十分了解,同时,在中国生活多年,也汲取了不少中国民间的灵感,尤其是华北晋察冀地区。据苏凡回忆,二人对待设计的态度极为认真,时刻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无论在冀西山村,还是冀中平原,走到哪里,他们的素描本上都会画满各种速写。

这让他们吸取了两国的设计,制作出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型竖龙骨大圆红灯笼。不过,整体上看,灯笼主体仍是日本“丸提灯”的改进放大版出于承重考虑,横龙骨换为竖龙骨,保留了其上下轮设计,笼身呈圆红状,增加了中式手提灯笼和部分日式提灯的垂穗。

八个大红灯笼刚挂好,已是10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人在凌晨三点巡视,验收通过。

于是,这八个灯笼在大典结束后一直悬挂了45年,直到1994年被摘下。其后新换上的灯笼也延续了这一设计。

后来,这两位日本画家都离开了中国。1953年,他们离开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并在上世纪50年代先后回国。其中,小野在北京郊区教了五年书,之后才在1959年返回日本。

他们仍旧与苏凡保持着联系,并希望重返天安门,再看一眼大红灯笼。遗憾的是,直到二人在90年代相继去世,也没能如愿。

1949年后,大红灯笼与天安门一起成为重要的政治符号,尤其在1978年之前,经由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和宣传工作,一度被塑造为灯笼的标准形象。今天,它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重大场合时,无不成为装饰标配,成为喜庆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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