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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案件频发,折射日本“社会病”

2019年7月18日上午,位于京都市的著名动漫公司“京都动漫”(昵称“京阿尼”)遭一名41岁男子纵火,截至本文截稿,已造成34人死亡、30余人轻重伤。此前5月28日,川崎市发生一起“无差别杀人案”,造成2死16伤;6月1日,又发生了一起政府前高官亲手杀子的家庭悲剧。令和时代刚刚拉开帷幕,日本便接连发生骇人听闻的恶性犯罪案件,打破了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安全神话”,并折射出日本一些深层的“社会病”。

恶性案件频发:“安全神话”破灭

社会治安好、犯罪率低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事。2019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治安好”是日本的骄傲。日本法务省公布的《2018年版犯罪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5年,日本的杀人案件从442件减少到363件,而同期的美国从14661件增加到15883件,法国从856件增至1017件,英国从641件增长到649件,德国的杀人案件虽然出现了小幅度下降,从738件降为682件,但案件总数远远高于日本。很显然,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然而,号称“安全大国”的日本也是“无差别杀人”一词的发源地。所谓“无差别杀人”,是指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无怨无仇,随机选择作案目标,随意杀人。早在11年前的2008年6月8日,在东京“步行者天堂”秋叶原,25岁的加藤智大驾驶卡车横冲直撞,随意碾轧、刺杀路人,造成七死十伤的惨重后果。凶手仅仅是因为生活苦闷、厌世,为发泄不满而随意杀人。

2018年6月9日,人们刚刚纪念完“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的第二天,在新干线“希望号”列车上,22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岛一郎持刀随意砍杀乘客,造成一死二重伤惨剧。凶手“心情烦闷,杀谁都可以”的作案理由与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如出一辙。

2019年5月28日,在神奈川县川崎市,51岁的行凶者岩崎隆一双手持刀,刺向一群正在排队准备上校车的小学生们。事件造成一名六年级女生和一名男性家长死亡,另有16人受伤。川崎案敲响了学生上下学安全警钟。“京阿尼”纵火案作案者被捕后声称是因该公司盗用其小说而进行报复。据报道,他事先将40公升汽油泼在该公司办公楼一楼,此时楼内有67名正在埋头工作的公司员工和六名访客。因此该案也可归入“无差别杀人”之列。

同样引起关注的是家庭內恶性案件的增多,特别是蛰居者家庭发生的杀亲案频发。早在21世纪之初就多次发生蛰居孩子杀亲案件。2004年10月18日,东大阪市36岁蛰居男子伊东健一,用领带相继勒死了父亲满幸和母亲良子。同年11月25日,茨城县土浦市28岁蛰居男子用菜刀将父母和姐姐杀害。2006年5月30日,东京都杉並区33岁男子将父母杀害后,在家里放火将自己烧死。紧接着31日,千叶县习志野市22岁蛰居男子杀害父母后,自杀而死。

2019年7月18日,“京都动漫”纵火案现场。

近年来,中高年蛰居者增多,“8050问题”(蛰居者父母超过80岁,蛰居者超过50岁)凸显,年迈父母杀害蛰居孩子的案件多发。2013年11月29日,广岛县福山市一位70岁的老父将已经蛰居20多年的长子杀害。2019年6月1日,76岁的前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熊泽英昭亲手杀死了44岁、长期处于蛰居状态的儿子熊泽英一郎,因为熊泽英昭担心有暴力倾向的儿子会伤害他人。

“无差别杀人”为何泛滥?为什么会有人将屠刀对准自己的至亲?笔者认为,恶性案件的频发与当今日本存在的“三大社会病”有着密切的联系。

无缘社会:“社会疏离感”加剧

无论是“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还是杀害亲人的蛰居者,共同点是与社会脱节,缺乏人际交往。没有朋友、孤独寂寞,找不到自身的生存价值,也得不到理解,他们有一种被忽视、被遗忘的绝望感。这种社会疏离感并非单纯是加害者的性格造成的,其根源在于日本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人际关系危机,即“无缘社会”及其扩大化。

无缘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广播协会NHK录制的纪录片中。2010年1月31日,《无缘社会——32,000人“无缘死”的冲击》的播出,震惊了日本社会。纪录片通过对一个个“无缘死”(一个人孤独死去无人认领遗体)个体的深度报道,揭示了当今日本正迈入无缘社会的现状。有日本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社会本是人人具有强烈互助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的“有缘社会”,如今却迈入了血缘、地缘、社缘等不断弱化的无缘社会。

所谓“无缘”,泛指人际关系的疏离,典型特征就是人际关系淡薄,人与人之间缺少交集。当今日本社会,家庭规模不断缩小,除了核心家庭之外,丁克家庭、单身家庭等逐渐增多。家庭关系简单化的同时,也弱化了血缘亲情,家庭纽带逐渐松散。不仅如此,地缘关系也因高度城市化变得日渐疏离,邻里之间互不往来,失去了连带感和共同体意识。此外,因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式雇佣的攀升,职员与企业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社缘关系。这种无血缘、无地缘、无社缘的无缘社会不仅仅带来了“无缘死”的悲剧,也逐渐渗透到日本各个年龄层,加剧了社会疏离感,成为恶性案件频发的诱因之一。

“秋叶原案”凶手加藤智大的作案背景便是“失去家人、朋友、工作,产生了无处可去的强烈孤独感”。他缺乏社交能力,工作后也很难交到朋友,在数次辞职后,逐渐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

“川崎案”凶手岩崎隆一长期闭居在家,脱离社会,甚至与同住的叔父叔母也几乎无交流。

据报道,“京阿尼”纵火者居住在埼玉市的一个简易住宅楼里,无业,有持刀抢劫便利店前科。其邻居称其“似乎是一名宅男,总是呆在房间里,也好像不洗澡,浑身弥漫着难闻的体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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