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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距的另类思考

2020年,中國的经济地理面临一次划时代的变化。根据前三季度各大城市GDP数据,北方“第二城”天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跌出全国前十,被南京取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趋势不变,那么中国北方将只剩下北京还在坚守“全国前十”。

前10中的9座南方城市,我们都不陌生,上海、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和武汉。

要知道,在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前10的城市,北方占了6个,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和青岛,南方只有4个,上海、重庆、广州和武汉。

为什么有这种大逆转?很多观点都指向了“市场意识”“营商环境”等问题。这些分析不无道理,但不好做过多讨论。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把问题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去看。

首先,我们看建国之后的北方城市阵营,除北京是首都之外,其他五座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崛起和西方(包括日本)列强在中国的势力争夺战有关系。

以天津为例,晚清以来的近代,它是北方政治中心的门户。对外国人来说,这里是进入北京的必经之路,来去方便,各国势力云集于此,全球资本也随之而来。此外,对中国自己的权贵比如军阀来说,这里同样“进可攻、退可守”,进可西进北京执掌国柄,退可登船避祸于欧美。

实际上,天津的工业也非常发达,在整个20世纪20和30年代,天津工业产值一直排在上海之后,位列全国第二。所以直到现在,天津依然有北方最洋气的建筑群五大道,它们曾经的主人是外国人、资本家,也有那些下野的旧时代权贵。五大道的精致和辉煌程度一点不输给上海外滩,要知道一个五大道便有西洋建筑200多幢,而上海外滩还不到100幢。

南方人口更积聚,因此有着更大的市场。而人口积聚和更靠近全球产业链,意味着更低的劳动力和物流成本。

除了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和青岛四座北方名城同样有着“帝国主义”争夺的痕迹。日俄争霸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这些城市无不是列强的角力场,同时也成为了各方资本的集聚地。于是,很容易率先发展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北方城市继续保持优势同样有两大原因。一是“成本考量”,因为这些城市有最好的基础设施,选择在这里发展工业的成本最低。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哈尔滨、长春和沈阳这些城市的公共设施水平甚至不输给日本的很多城市。

二是两大阵营对抗的背景之下,北方更靠近苏联,在国防上更安全。因此,我们把工业投资集中在北方是一种理性选择。于是,便有了改革开放之前城市竞争“北方全胜”的格局。

但改革开放之后,全球格局逆转,“日俄争霸”早已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影响力,而日本的资本军团则一直往南,垂青于更靠近南海和人口规模、经济纵深更大的长三角、长江流域和珠三角地区。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入以英美体系、中国以及日本和欧洲为主要选手的新阶段,经济地理版图不断往南。摊开中国的地图,看看海岸线,我们很容易发现,渤海、黄海这一带和全球产业链的对接,仅仅在物流距离上便不如东海和南海有优势。

对外资、本土民营资本来说,南方人口更积聚,因此有着更大的市场。而人口积聚和更靠近全球产业链,意味着更低的劳动力和物流成本。于是,形成一种积累循环的效应,南方的产业和企业不断做大,而北方一些城市则与之相反。

当然,全球政经大势和经济地理的变迁还远远不足以解释“南北差距”,但它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视角。至于其他的原因,还是留给诸位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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