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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稳就业的希望

一台电脑、一套音响设备,便可创造财富。每月创作8~12首伴奏,以每首100元至400元价格“出租”给业余歌手们,作为一名网络伴奏制作者(Beat maker),罗伟民的月收入约18000元。

2018年前后,说唱、街舞类综艺节目在中国流行,嘻哈文化聚拢了越来越多年轻粉丝。草根伴奏制作行业因此兴起。

“我的顾客主要是学生群体,高中生、大学生为主。他们没有名气,也没钱请音乐制作人,并不需要伴奏版权,想出歌后,先看看市场反应。”罗伟民表示。

传统音乐制作是“一对一”,投资百万调音设备,钻进专业录音棚创作。而网络伴奏制作者门槛较低,利用社交网络平台推广作品,和当下的网红效应逻辑类似,也依托直播、微信粉丝群引流。在罗伟民看来,“保持更新频率,增强粉丝黏合度,才能出头”。

三四月时,罗伟民尝试过春招,投了超过30份简历,均石沉大海。“我便把求职软件卸载了,打算以爱好为业,在家就能挣钱。”在他的职业规划中,赢得创作比赛、为综艺节目组配乐,组建工作室,成为“头部”是未来方向。网络伴奏制作作为新兴职业,从业者并不多,充满机遇。

“我现在做的,和自媒体运营类似,在高职学习过。”罗伟民告诉记者,上学时,微信公众号兴起,学校文秘专业开设了新媒体运营课程,教学生如何推广公众号。

前述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老师表示,去年,他所在的学校“砍掉”了文秘专业,代之以传播和策划专业。“其实就是学新媒体运营,聘请传媒从业者,教学生选题、找热点,再如何用网络新语言包装。两个班70人,全部报满。”该老师说,“职业教育就是紧跟社会就业导向,社会需要什么就开什么。”

7月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等9个新职业,“直播销售员”则被纳入新工种。

疫情改变了人们常规生活,消费不出家门,“直播带货”走俏。

今年5月,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网红主播班”,挑选了25名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去年,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率先成立了电商直播学院。而在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网红经济、直播带货等已经纳入电子商务专业课堂中。

此前,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七成新增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7月9日,麦可思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就业蓝皮书:2020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显示,高职“绿牌”专业,就业满意度较高、需求增长型专业包括,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铁道工程技术等。

教育部2019年高职专业设置备案显示,该年度备案开设高职“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207所,“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的学校有399所,“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498所,“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568所。

李铭辉表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计划再建2~3个工科学院,服务智能制造业。“高职教育就是要把技术从实验室中带出来。专利转化为成果应用,企业需要大量一线人才。”他以工业机器人专业为例,“企业无人化水平逐年提高,使用和维护机器人同样急缺人才,高职生有用武之地”。

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启发

职业教育连着两头,一头是学生,一头是企业。从总体上说,一些专业所授技能与现实脱节,造成“人岗不匹配”的人才结构失衡,备受诟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认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当下的薄弱环节。

德国“双元制”模式给了中国职教改革诸多启发。“双元制”学生学习年限为2~3.5年,70%的时间在企业,30%在学校。

216万家德国企业中,开展职业教育占比约有两成,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和联邦统计局资料还披露,每年有超过50万新生进入企业接受教育,经过企业培训后,学生的受雇率高达74%。

早先于2014年,国家战略就提出了“深化产教融合”“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2019年底,教育部发布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首部职业教育专门法颁布于1996年,2009年开启新修,至今未完成。

三四月时,罗伟民尝试过春招,投了超过30份简历,均石沉大海。“我便把求职软件卸载了,打算以爱好为业,在家就能挣钱。”

此次修法将促进产业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基本导向。该草案在相关条款中,提出了校企合作形式:推行学徒制培养,行业企业参与招生、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质量评价等。

地方立法走在了前面。2019年5月,江苏省率先开始实行《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投入较大,制约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陈志红解读上述条例时称,对合作办学的企业,以政府购买服务、补助、纳税优惠等方式予以支持。

而在学生这头,在问答平台知乎上,关于高职的问题,很多围绕着学历认可度展开。高职文凭长期处于高等学历“鄙视链”末端,学业上升途径逼仄,处境尴尬。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就业率虽较高,但稳定性偏低。

记者采访的数名高职生表示,计划升学至普通本科,焦虑于走学历的“独木桥”,才能提高社会竞争力,抓牢“饭碗”。

但据刘林观察,高职学生升学至普通本科院校,由于两类高校培养目标不一致,课程衔接并不顺畅,学生或在研究和技能间两头不到岸,结果煮成一锅“夹生饭”。

“很多行业需要复合型人才,既有扎实理论,又掌握技能的。譬如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也需要懂营销知识、网络技术。”刘林说。

教育部2019年2月发布的“职教20条”举措提出,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等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

一名高职院校校领导认为,顶层设计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成效差强人意,落实阻力大。学历偏见之下,一些本科院校是“宁做凤尾不做鸡头”。他认为,将办学条件较好的高职院校升级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更为合适。

2019年6月,教育部首批了15所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更名为“职业大学”。次年1月,公布了第二批6所。

職业本科的设置,还存在诸多空白地带,譬如:能否学位授予的标准、实践性教学环节设置、师资标准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建议,尽快出台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方案,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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