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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不掉的“中国式景区”

这种出于经济成本的现实考虑,把游客愈发在乎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置诸脑后,需求和供给错位,却依旧能继续运转。

不想失望,就需要降低期待。可是为什么有期待?除了想见识那些拥有温暖名称的山川、河流,还有一个很实在的因素:毕竟是付了真金白银的。运营成本、基础设施建设费都需要门票来支撑,但是这张通行证却总是被抱怨“贵得理直气壮”。

不仅是动辄百元的门票,还有进到景区后另立各种名目收取的费用,不给,可能就上不了索道、下不了山,交了,又难免感觉自己当了冤大头。景区旅游成了马里奥式的过关游戏,跨过这关,就吃到了蘑菇,接着还有下一关在等着你。

整改前的乔家大院收费135元,高价的门票迎来的是百转千回的商贸市场,怪不得有很多游客都高呼自己“被骗了”。

时至今日,门票仍然是许多地方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个比例一直高居不下,即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无锡,2017年这个数据是61.5%,到了2018年上半年,更是达到七成以上。

乘兴而至,却在入口处先被泼了一盆冷水,你想要的和对方能提供的,有时并不是一回事。门票收入高,对产业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风险,即让人安安稳稳不思进取,就像经济学所说的“资源诅咒”。在门票收入的挤出效应下,费力的领域就会被放弃,游客们所渴望看到的文创产品、符合自己口味的线路,还有打动人的宣传,仍然还在路上。

所以,义乌式商品普遍化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条流水线上的产业链,契合了景区运转机制上的每一环,环环相扣,镶嵌了我们慢慢变得麻木的情绪。

精神上的移动

剖开时间维度上的旅游街区历史脉络,其实它们的起步不过是20世纪 90年代的事情,这种发展伴随的是城市改造的潮流以及双休日制度的来临。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开始发现,有了闲暇的时间,有了一点可以支配的钱财,出行经验欠缺的他们大多选择安排妥当的旅行社跟团,包团旅游成为了那时候的主导模式。

旅游业的开发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是天翻地覆的。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的车轮轧过晋中,落后了太久、迫切想富起来的治理者先推倒了城墙、老房子,在平遥四周的祁县、太谷、榆次等地原本拥有更完备的古城,都遗憾地未能留下。财力最为薄弱的平遥推进力度最慢,城墙口子已经被拆开了,正准备扩宽马路时,同济大学一名教授见到后惊讶不已,紧急上报,才获得“刀下留城”的批示。

景点的开发建设少不了当地居民的加入,以人情为主导的传统熟人社会的规则仍然穿插在现代旅游业的开展中,这是在传承一种规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抗拒着创意和变革的到来。

这个曾经最是贫苦的地区一跃成了如今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

原本住在景区内的居民,对旅游都视之为自然的就业选择,他们分别成为带队进入的旅游大巴司机、在自家门前制作手工月饼的大叔,以及改造自家房屋开设民宿的老板娘。

在平遥,每5个人中就有1个旅游从业者。开头提到的司机老马,便说他的妹妹嫁给了平遥人,他凡是拉到旅客,都大力推介妹妹家的民宿,这是在践行着最朴素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法则。

所以景区在容纳游客的同时,也在容纳原本视之为成长地的居民。此次随着乔家大院被摘牌事件一同被曝光的还有其他的5A级景区,比如河南省焦作市的云台山景区、广东省梅州市的雁南飞茶田景区以及云南省昆明市石林景區等等,而这些地方大多位于欠发达地区。

景点的开发建设少不了当地居民的加入,以人情为主导的传统熟人社会的规则仍然穿插在现代旅游业的开展中,这是在传承一种规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抗拒着创意和变革的到来。“游客只来一次”的想法被放大,对于那些“不回头客”,方便、快捷地获得经济收入成为了脱离原先落后经济状况最直接和实用的选择。

如今国内的景区旅游困境在于,当人们舟车劳顿去到一个新的地点,却找不到这个地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火车碾过的车印,飞机滑行的轨迹,当然可以从物理层面上证实移动的方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感觉在精神上从未移动,这无疑是当代社会一个具有隐喻的反差。

一位资深的驴友告诉《南风窗》记者,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斯里兰卡看到的象粪纸。大象是当地最神圣的动物,但象粪曾经是烦恼,如今制作成了被爱惜的物品。食量巨大又不再适用于现代运输业的大象,面临生存困境,用它的粪便做的纸,提醒人们如何一同来保护它们。“完完全全的商业化产物,不贵,谈不上多高端,但赋予了它最先进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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