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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诈骗案”揭开司法鉴定乱象

在一宗饱受争议的案件中,市值几百万元的艺术品被鉴定为几百元,由此牵出一家违规成立,但横行江湖数年而不倒的价格鉴定中心。更吊诡的是,这家鉴定中心给出的鉴定意见竟被各地法院的28例案件采信,仅有一例幸免。

芜湖谢留卿案和杭州市价格鉴证专家委员会奢侈品价格鉴定中心(下称奢侈品鉴定中心)成为当下司法鉴定乱象的典型注脚:各种滥竽充数的鉴定机构横行,各种违法或无效的鉴定意见直接被作为关键证据用来定罪量刑。

这番中国法治的奇景乱象是如何酿成的?《南风窗》记者展开了多方调查走访。

相差悬殊的鉴定价格

今年3月18日至24日,涉及谢留卿等60名被告人的“特大诈骗案”在安徽芜湖繁昌县法院开庭审理。繁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2年以来,被告人谢留卿等人以“北京中金收藏”名义对外销售系列虚假收藏产品,致使诸多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达1789万余元,公诉机关指控谢留卿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本案前后繁昌县公安局委托繁昌县价格认定中心做了两次鉴定,也委托奢侈品鉴定中心做了两次鉴定。

在6天的庭审中,控辩双方的焦点之一集中在:警方委托的奢侈品鉴定中心,对涉案艺术品的鉴定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巨大。

庭审中,公诉机关为了证明指控,向法庭出示了关键证据—繁昌县价格认证中心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和2018年6月29日作出的鉴定书,分别对涉案的242件工艺品和177件工艺品进行了价格鉴定。鉴定书显示,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市场销售价格13.8万元的“故宫乾隆三宝”被鉴定为3300元;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悬挂的《胡杨礼赞》作者张介宇创作的同类型作品十平尺的《胡杨礼赞》鉴定价格1500元,市场销售价格显示35万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案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认为该起案件只是一起普通的艺术品收藏退货纠纷,在当地司法机关和鉴定机构的“合谋”下发酵成了“特大诈骗案”。

按照常识来看,鉴定价与市场价相差如此悬殊,第一反应自然是鉴定机构鉴定有问題,不过,艺术品的价格随着市场波动价格的确会有出入,而鉴定起来价格上的确存在着主观性。

那么,为谢留卿案提供鉴定意见的究竟是家什么样的机构呢?

无照经营的鉴定机构

经过《南风窗》记者调查发现,杭州市价格鉴证专家委员会奢侈品价格鉴定中心在工商部门和民政部门均未进行登记,属于无照经营,根本不具备进行价格鉴定的资质。

7月初,被告方律师团队前往杭州市民政局、浙江省民政厅以及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递交了举报材料,要求主管部门撤销和调查该奢侈品鉴定中心及其相关人员。

随后,杭州市民政局在7月16日发布了处罚决定书,根据这份文件,杭州市价格协会于2011年8月22日下设分支机构杭州市价格鉴证专家委员会,而2014年9月15日该委员会又下设奢侈品鉴定中心。

杭州市价格协会是杭州市民政局登记的社会团体,而按照社团管理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虽可以设置分支机构,但分支机构不能再设立分支机构,也就是说奢侈品鉴定中心从源头上讲就是个违规设立的机构。

杭州民政局审查认定,杭州市价格协会违规设立分支机构,违反了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因此对杭州市价格协会警告处罚,并责令改正。

《南风窗》记者辗转联系到傅勇卫本人,他是奢侈品鉴定中心的负责人。

经过《南风窗》记者调查发现,杭州市价格鉴证专家委员会奢侈品价格鉴定中心在工商部门和民政部门均未进行登记,属于无照经营,根本不具备进行价格鉴定的资质。

根据他向记者的描述,奢侈品鉴定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空壳”机构,只是负责名义上组织专家鉴定,而这些专家挂靠的实体机构则是同样由他担任法人的浙江省钱江艺术品评估与鉴定技术研究中心。经查,浙江省钱江艺术品评估与鉴定技术研究中心是在浙江省民政厅登记的民办非企业机构,但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民办非企业机构也不得设置分支机构。

通过傅勇卫的表述,记者发现奢侈品鉴定中心在鉴定程序上的管理混乱,例如鉴定意见书的公章究竟是浙江省钱江艺术品评估与鉴定技术研究中心,还是奢侈品鉴定中心,傅勇卫认为“都一样,并不影响鉴定意见的专业性”。傅勇卫声称,他们只是专家的组织方,但机构撤销是因为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规划,物价局撤销并入发改委,和繁昌案的鉴定活动并无直接关系,“价格协会也要撤销,我们作为分支机构在年初已经收到了通知,只是因为时间上的重叠”。

傅勇卫对律师的控告书和此前媒体报道的内容感到很委屈。他强调,所有的鉴定意见都是仅供相关的价格认证中心参考用的,“我们又不知道案件的详情,跟办案机关也只是业务接触,鉴定意见完全是根据专家的个人意见标准给出的,不存在和司法机关的串通和利益勾兑。”

委托、鉴定疑点重重

机构不合规,委托、鉴定的具体流程也是疑点重重。

谢留卿的代理律师、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认为,在鉴定过程中,繁昌县公安局存在违规操作,理由是,依照规定应当是繁昌县价格认定中心接受繁昌县公安局的委托,然后由繁昌县价格认定中心再委托专家协助鉴定,但本案中,杭州专家意见是繁昌县公安局委托作出的。

这一点《南风窗》记者曾向傅勇卫核实,委托他们的的确是繁昌县公安局。

另外,实际鉴定时间早于委托时间,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是繁昌县公安局委托奢侈品中心在先。根据《价格鉴定(评估)专家意见》,其载明的现场查验、鉴定时间,的确均早于繁昌县价格认定中心接受委托的时间。何兵认为,“繁昌县公安局的这一做法,是越俎代庖,通过提供其他鉴定机构专家意见的方式,强迫繁昌县价格认定中心作出符合其要求的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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