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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同龄人的红色青春

“高精尖”军工企业养成的工作方式与技术思路,在新時期与新环境中,闪烁着光芒,也经受着阵痛。

在上海小三线厂经受历炼的职工,工作效率高,一丝不苟,“干部受过锻炼,综合能力强,会说会写会做”,但二十年间的精细分工与封闭环境也带来相当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启用正规文凭,这群曾因“文化大革命”耽误学业的职工群体部分受到发展限制。

“高精尖”军工企业养成的工作方式与技术思路,在新时期与新环境中,闪烁着光芒,也经受着阵痛。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年,上海柴油机配件厂等7家试点推行劳动合同制,一批小三线职工被打破铁饭碗,在定员定编的激烈环境中竞争上岗。

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个人命运不再单单与国有企事业单位捆绑在一起。机遇面前,不少小三线职工跳离旧有轨道,在民营企业、新闻事业等领域卓有建树。这当中,有上海龙门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万强、“沪上调查报道第一人”胡展奋、“沪上画家伉俪”胡震国与王守中等。

上海小三线造就了一支“能出征、肯吃苦、顾大局、守纪律”的干部职工队伍和科技队伍。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徐有威向《南风窗》记者如此介绍。

而时代孕育的小三线精神亦继续孕育着职工子女群体,在内部,他们自称为“小三线二代”。现任上海市纪委副书记戴骅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小学与中学12年生活,均随父母在远离县城100余公里的浙西深山厂区中度过。

“小三线建设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沈嘉麒在回忆录中总结,上海小三线建设与发展的24个春秋,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深深地烙上自己的印记。

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重大国防行动中,上海小三线厂的火箭筒、火箭炮、高炮、炸药等军工产品千里迢迢运抵前线。

在这群“毛主席的客人”初来乍到之际,当地农民打量着,对着他们开来的卡车喂草,而没隔多久,当地人就连衣服也穿上了同上海人一样的时髦款式。徐有威向《南风窗》记者谈到,上海小三线厂在当地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上海“飞地”,比之当地农民,小三线工人享受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也以种种方式渗透出去,改变着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并孕育出我国最早的“城镇化建设”雏形。

返沪后,专注研究玉石文化的徐梦梅在文章中常常引用那句流传甚久的名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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