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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同龄人的红色青春

筹备组职工袁汉卿记得,1968年赴皖南筹建旌德向阳小型轴承厂时,条件尤为艰苦。路不通,设备和材料全靠人力扛,水没有,职工排成长队用碗和盆打来,米不够,只能吃掺着发黑杂粮的白米“猪肝饭”。一天下来,衣服上全是白花花的汗渍。有些年轻职工,受不了时,就跑到山顶上坐着大哭。

克服前期的困难后,作为军工企业的工人阶级,上海小三线职工在生产生活上展现出那个年代特有的严谨性与优越性。

生产指标一旦下达,整个工厂加班加点二十四小时连轴转,“轻伤不下火线”,绝不停下生产步伐。部分人能休息,工厂绝不能休息,安徽宁国县胜利水泥厂党委书记任光淼向《南风窗》记者回忆,在小三线厂任职的17个年头里,为保证生产,15个春节他都没法回到上海。

除工厂外,各厂亦建设起独立的社会生活系统,商店、菜场、中小学校、幼儿园、医务室、供水和供电系统,一应俱全。与众不同的是,上海小三线厂属上海“后方”,与上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厂甚至建立起治安管理部门,直接接受上海市公检法等部门指挥。

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干部沈嘉麒在回忆录中寫道,肥皂、火柴、电池、牙刷、糖果等30多种生活物资,从上海车轮滚滚地持续运往皖南上海小三线。为了采购水果、海鲜、蔬菜等物资,上海协作机械厂后勤部职工邢善超“几乎在十年里跑遍大江南北”。

81家工厂企业各自形成独立完备的“上海小社会”,即便在厂区学校里,教材、试卷与师资也尽可能向上海靠齐。上海协作机械厂保卫科长是山西人,但他在工厂长大的两个孩子,上海话讲得比大部分职工还要地道。

“上海人想回上海,确实是想家,但回又回不去”,任光淼记得,“今冬明春回上海”,这句看起来无法兑现的渴盼始终萦绕在职工心头,缠绕在大家口头。

跳出山沟,回上海去

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自此,上海小三线建设亦进入“军转民”新时期。

从1980年开始,由于国家压缩国防经费,军工生产任务急剧下降,民品生产项目一时接不上,这给后方基地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与此同时,后方基地长期存在而未能解决的职工生活方面的各种实际问题也更加突出。生产、生活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后方基地面临着十分严峻而复杂的新形势。

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持与上海的联结,人们争当各厂驻沪办工作人员,想尽千方百计与掌握运输工具的厂内驾驶员保持友好关系,甚至不惜自残身体换得假期返沪休息。

在过往的十余年间,后方工厂企业始终与部队打交道,“只要完成生产任务,产品自有销路,与市场无关,也无须考虑经济效益”,沈嘉麒向《南风窗》记者指出,由于“重生产,轻管理”这一弱点,在新时期这些企业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产品成本高,销路却不畅。

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少原材料要从几百公里外的上海运来,加工成品后,再千里迢迢返运回上海销售。高昂的成本,意味着每生产一件,就亏损一分。

1979年,上海小三线投产的52家工厂,只有3家亏损厂,仅仅四年,亏损企业上升至27家。

“回到上海去!”这个强烈的念头,已经不仅仅是情感的眷恋,而且也变为理性的考量。

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持与上海的联结,人们争当各厂驻沪办工作人员,想尽千方百计与掌握运输工具的厂内驾驶员保持友好关系,甚至不惜自残身体换得假期返沪休息。

年月渐久,除去“落叶归根”的传统想法之外,年事渐高的父母、久困山沟的孩子,更是成为心头割舍不下的牵挂。“回去,只有回去,才能拥有真正的广阔天地。”

“跳出这个山沟”,成为这群上有老下有小的职工最热切的渴盼。厂内职工以集体形式向领导提议,而个别领导甚至以私人形式向中央写报告,申请早日回到上海。

刚刚恢复不久的高考,亦成为久困山坳的年轻人奋力抓住的一根稻草。1975年被分配至皖南绩溪县上海小三线后方卫生组的曹建明,连初中文化水平都不具备。但白天连着黑夜,他对着一本高考复习大纲、《辞海》和《时事手册》反复研磨,硬是在1979年压线1分考入华东政法学院。30年后,2008年3月,曹建明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与此同时,邓小平作出重大战略判断,20年内不会打仗,由此国防工业大部分力量也要转为民用工业。遵循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上海市国防工办经过反复研讨和筹划,于1984年7月提出《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情况及其调整方案》。在1984年8月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后,上海小三线调整交接工作正式启动。

消息传来,八五钢厂一位老职工听闻后,当场突发严重脑溢血。“做梦也没有想到,小三线的船开回了上海。”人们以此比喻命运的转折。

再也不会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流浪感,早已成家立业的职工生怕夜长梦多,恨不得“赶紧烧掉所有东西,快马加鞭回到上海”。此后,近四年间,近10万名职工及家属一批批打包行李,重返上海。

在向《南风窗》记者提供的自传中,高球根写道:1968年单身一人进山时,他只有简简单单几件行李,而17年后离厂回沪时,他早已娶妻生子,“全家四口人的家具衣被、锅碗行李,把一辆4吨头的解放牌卡车装了个满满当当”。

1985年,上海卫海厂基干民兵军训

回沪后,面对上海市分配的住房,职工间流传着一句话—“这房子是我们的青春费”。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重返上海,迎来的是新的生活图景。

在“谁家孩子谁家抱”政策安排下,大部分小三线职工回到原相关企业及相关岗位。为满足上海市生产需要,皖南绩溪县的卫海机械厂员工亦在上海闵行区重新开荒建厂,原班人马从无到有建立新的上海伟海包装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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