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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事实孤儿”:何以为家

——被遗忘的孩子

2016年5月7日,湖南长沙,湖南省女子监狱举办了一场亲子互动活动(东方IC 图)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连续多年参与摸底清查湖南“事实孤儿”情况。她也提到,“即使是家庭贫困,但只要家中有人服刑,各地往往在低保评定精准扶贫、民政救济过程中不予考虑。”

“除部分‘事实孤儿’获得低保外,国家在其他救助政策上几乎空白。”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康雄曾对中新网记者说,“事实孤儿”与孤儿遭遇相似,但孤儿可以获得政府救助,而事实孤儿往往被忽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可能获得救助,但偏远地区的救助非常乏力,且救助标准非常低。

据新华网2015年刊登的一篇报道,民政部门在救助“事实孤儿”时也感到有心无力,他们没有父母双方的死亡证明,无法享受国家孤儿福利救助政策。一些基层福利院想接收,但上面又没有相应的政策,还有涉嫌挪用孤儿专项福利金的风险。

针对为何民政部等部委现在才出台关于“事实孤儿”保障的专门意见问题,宁夏大学政法学院的讲师王俊丽解释,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中央一推动就可以解决,这其实是误解。“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是由顶层设计和基层管理,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还有社会大众共同参与,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很多问题要靠基层及时发现、补救。”

一部分“事实孤儿”会流向福利院,由当地民政部门承担监护责任。吴忠市儿童福利院目前有31位孩子,其中有9位困境儿童。

“来之前,我会想孩子们会特别可怜,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有时候会比别的孩子早成熟一点。因为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吴忠昊善的社工王欢对本刊记者说。今年3月,她开始在吴忠儿童福利院工作。接触一个月后,孩子们对王欢的态度才从礼貌到熟络。当发现她开始戴戒指时,孩子们会问她是否结婚,有没有小孩。他们也会好奇一个问题: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

“也有个别老人为了拿政府补贴,不愿将孩子送到福利院。因为一旦孩子送到机构,他这笔钱就拿不上了。”一位公益人士说,当然这是个别案例,大多数老人无法割舍亲情,只要勉强能够维持生活,他们通常不会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王俊丽是宁夏困境儿童关爱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她遇到过另外一个案例。16岁的男孩经常被爷爷奶奶关在家里的小屋,除了必要情况,几乎不让他独自出门,导致他没有同龄朋友。这个男孩的父亲在他两岁时离家出走,也许爷爷奶奶对“分离”产生了恐惧,死守孙子。王俊丽曾经试图说服老人调整抚养方式,试了四五次,都没能成功。

民间救助的短板

每周末上门,“黑眼睛”工作室的站长武克会给玲玲这样的孩子辅导作业,有时也会带他们参加集体活动,如果家里没人照看,他们会带孩子去乡镇政府的机关食堂吃饭,改善一下伙食。

三年来,吴忠市已建成6个“黑眼睛”工作室,帮扶280 名“事实孤儿”。同时,他们还为14 户无房居住的涉毒家庭申请了公租房,帮助26 名涉毒人员父母和子女申请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也一直在帮助这些孩子。” 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康雄说,2011年启动“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其中包括助学行动、陪伴成长和环境支持等形式。目前,该项目已走进湖南19个区县,筹集善款420余万元人民币,帮扶“事实”孤儿564名。

“今年将资助‘事实孤儿’2000名,陪伴400个。3月底还组织全省20余个公益机构共同加入‘事实孤儿’救助。”康雄说,他们拟用5年至10年时间,让这个计划覆盖湖南的近2万名“事实孤儿”。

近年越来越多民间救助团体开始关注“事实孤儿”,许多公益组织也加入到救助“事实孤儿”的行列。

比如腾讯公益发起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活动,福建三盛控股公司發起项目“填满事实孤儿的空房间”,还有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发起“HELLO小孩!加油江苏孤儿”项目等。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则由一些从机关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组织,他们向当地企业家筹集公益资金,每人按月发放200-300元,尽全力帮助“事实孤儿”这一群体。

不过,考虑到全国庞大的“事实孤儿”群体,这些捐款杯水车薪。一些公益组织、基金会也清楚自身力量的有限。让这些孩子脱离生活的暗角,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

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对“事实孤儿”持续报道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很多人要求捐款去帮助这群特殊的孩子。

该栏目主持人薛乐也是今日关注爱心基金创始人, 他寻求民间的救助力量,在网络上发动了上百位志愿者,分别深入到了广东河源和平县和湛江徐闻县,找到了195位“事实孤儿”,为他们每人送上了三千元的助学金。

“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多少,我们帮得过来吗?”薛乐在一次演讲时称,目前民间救助的短板日益凸显,“我们需要的是儿童福利制度的变革”。

62万名儿童主任

7月29日至8月1日,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在宁夏银川举办了一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骨干培训班”,来自江苏、湖北等地一百多名民政干部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还邀请了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姚建龙、广西柳州市未保中心主任罗仲楠和湖北荆州市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卢文博,他们分别从儿童福利制度的思考、如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未保服务社会化发展、以共治共建共享思路孵化培育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进行授课。

事实上,早在2013年,民政部设立浙江海宁、江苏昆山、河南洛宁、广东深圳四个试点城市,探索将“事实孤儿”纳入儿童福利保障体系,一年后这样的试点增至4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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