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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超:我就是一个“爱现”的人

如果大众观点中的好片与烂片是泾渭分明的两条平行线,邓超就是那个在两条线间呈“之”字形奔跑的演员。但对于邓超来说,这一体两面,都是千真万确的他本人。他无法只选择做人们心目中“好的邓超”。对他来说,“坏的邓超、糟的邓超”同样也是他的选择

在上海和平饭店的英式风格套间里,刚从家里赶来的邓超在客厅沙发坐下来之后,我们问了第一个问题,“《美人鱼》中的刘轩真的是性无能吗?”他没有即刻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地逃避着,“今天的太阳这么好,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

十五分钟后,邓超亲力亲为地把一个茶几和三把椅子搬到了阳台上,但还是没有能逃过那个关于“性无能”的问题。愣了一下之后,他从头说起:“星爷没有跟我讨论过这个。”然后,他花了大概十分钟,长篇大论、迂回曲折地解释了半天那撇假胡子的设计理念和象征意义。

“你是在害羞吗?”我们追问。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一上来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是两个女生!”

后来,他又害羞了——当我们问他当“80亿先生”的感受时,这么一个明显可以拿来夸耀的话题,让邓超再次陷入了窘境,“喝咖啡、喝咖啡”,他搪塞着,又喝了一口。

对于大众来说,这样一个害羞的邓超,和他肆无忌惮的微博形象,判若两人。

如今的邓超的确在同时输出两个形象——一个活在那些文艺片里,严肃深沉;一个活在微博和喜剧片里,亢奋逗比。这时常让人费解:2015年邓超的口碑曲线堪比股市震荡。年中的《烈日灼心》使他成为上海电影节的“三黄蛋”影帝之一,人们感慨他果然还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没过几个月,年底的《恶棍天使》又让他跌到了2000点。

如果大众观点中的好片与烂片是泾渭分明的两条平行线,邓超就是那个在两条线间呈“之”字形奔跑的演员。他作为导演的作品被认为是浪费天赋、不务正业,而动机则往往被归结为圈钱。但对于邓超来说,这一体两面,都是千真万确的他本人。他无法只选择做人们心目中“好的邓超”。对他来说,“坏的邓超、糟的邓超”同样也是他的选择。

尴尬症

“你有尴尬症吗?”记者问邓超。

邓超明显有点困惑:“这是个新词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记者向他解释:大概就是目睹别人在某种尴尬处境里,会不由自主地设想那个人是自己,于是也感觉到异常尴尬。

我们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个男同学,他有时候课间会在讲台上给大家跳霹雳舞。他跳得很差又很投入,所有同学都笑疯了。有一次老师经过,看到他,把他叫去办公室骂了一顿——那个就是尴尬症,会觉得别人嘲笑的人是自己。”

邓超理解了什么是尴尬症,但这个故事里的两种情绪,无论是“嘲笑”,还是“批评”,他都不能感同身受,他问:“你们为什么要笑他?如果我看到这样一个跳霹雳舞的男生,我应该是会很感动的。”

这个答案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他自己大约就是那个会在课间冲到讲台上,旁若无人跳起霹雳舞的男孩。

邓超真的跳过舞。在初中之前,他一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孩子,每年都是三好学生、红花少年、大队长,参加航模、摄影各种兴趣小组,谈到理想就说以后想当科学家。然而到了中学,某天,他意外地走进了迪斯科歌厅,看到有人在台上跳迪斯科,他的人生从此就变了。

“我在下面看,我说太有魅力了,就纯粹地爱上那个舞蹈,一群人在上面跳,挥洒着汗水,然后肢体那个协调、那个韵律……”回到家,他和父母说想学迪斯科,理所应当遭到了反对,但这没拦住邓超,他开始偷偷摸摸地去学,经常为此不回家,成绩一落千丈。

这是一段他人看来会觉得甚为荒唐的岁月。因为父亲的责打,十五岁的邓超离家出走,南下到了广东,在东莞、惠州的迪厅流窜,靠领舞赚钱。他享受着台下观众为他疯狂的感觉,丝毫没有回头之意,直到一日他发现父母出现在他打工的迪厅,父亲瘦了一圈,母亲白了头发,因为担心领不回这个叛逆的孩子,他们随身带了户口本以证明身份。

因为割舍不下的亲情,他回到南昌,还是依从父亲的愿望,为求一个文凭上了艺校。那时候他在校园里顶着一头炫酷的漂染长发,打着耳洞,扎着小辫,没有同学敢跟他说话。因为打架,他的处罚公告频频出现在学校告示栏里,最夸张的一次,因为看不惯保卫科科长欺负女同学,他拿着菜刀满校园追砍,老师在旁边喊:“邓超疯了!”

邓超的母亲一度非常担心自己的这个儿子。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邓超高兴得“漫卷诗书喜欲狂”,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到北京,母亲却对他说:“你别去上了。”邓超不解,问妈妈:“为什么不去上了?这个很难考的。”母亲说:“你这种性格去这种地方上学,我怕被开除,你还是别上了,别丢人了。”

多年之后,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邓超是笑着说的,“我问妈妈,你是我妈妈吗?”作为成年人,他如今当然明白母亲当年的忧虑所在,然而他仍然有点忿忿,“因为要夹着尾巴做人”,但他同时又有一点自豪,“我说尾巴是什么?”

属己感

邓超把自己表演最初的兴趣归结于迪斯科,“我其实是一个蛮‘爱现’的人,希望被人注意”,他挺直身体,做了一个顾盼四周的表情,“‘快看我,快看我’,就是这样的”,像孔雀开了屏。而比迪斯科还要快捷获得关注的方法是,夸张地模仿他人,这能让身边人一秒钟就立刻笑出声来,“其实我就是骨子里喜欢看别人乐”。

我们有幸当面看到了邓超的舞姿——吃饭时,听到放的hip-hop音乐,他手捧盒饭,陶醉地在餐桌前扭了好几下——有点像他在《美人鱼》里唱着《无敌歌》时扭的那几下。

我们当然笑了,仍然无法避免内心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症。邓超瞥了我们一眼,不以为然。“属己感”,他用了一个自己生造的词定义自己:“就是自己属于自己的感觉,你们没有吗?”他反问。

邓超在明星形象上的改变,或许也和一次舞台演出有关。2013年,《我是歌手》总决赛,当时仍难得参加综艺节目的他为羽泉助战,是七组帮唱嘉宾中唯一的非职业歌手。他反客为主地穿着一身土豪金西装登场,在舞台中心又唱又跳,镜头每次切到他的脸都大汗涔涔。一首《冷酷到底》唱毕,邓超仗义地附赠了半分多钟的俯卧撑,台下又是一片尖叫。

这之于过去公众印象里的邓超,是一个全新的登场。而对他来说,那也是他找到“属己感”的时刻。此前各类论坛还不时出现些“不般配情侣”的议论,而那天之后,人们开始流传一句感慨:终于知道孙俪为什么要嫁给邓超。

孙俪能百分百欣赏这种天性。搞笑视频是这对夫妻间的一项重要交流,旁人眼里莫名其妙的地方,他们能笑上半天,“笑得不行不行,笑得在地上打滚,笑得嗓子里发出猪的声音,甚至笑到抽搐。”孙俪曾在采访中愉快地用了这么一连串排比句。

说起来,邓超的成名之路其实走得一帆风顺,甫一出道就是男主角。《少年天子》还是他大四时接的,与潘虹等一干老戏骨对戏便应对自如。因为《少年天子》演活了顺治,从2002到2004年,他一共演了4个皇帝,被称为“少年皇帝专业户”;2005年《幸福像花儿一样》让他从皇帝转成高干子弟,但接着来找他的,又一窝蜂地都是红二代角色,或者是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总裁。

和当时“霸道总裁”角色相匹配的,还有邓超荧幕之外的扑克脸。他曾在片场直接拒绝千里迢迢来探班的媒体的采访,阴沉着脸面对那些对个人生活的窥探:“下一个问题”——他对着我们模仿当时冷冰冰的自己。

那张扑克脸,本质上是一种无所适从的表现。他能挥洒自如地在荧幕上扮演那些或深沉、或忧郁、或狂狷的角色,也能在纯粹的私人场合彻底地放开自己,然而,每当处身于银幕与私生活中间的那块领域——也就是如何处理身为明星的公众性时,他时常手足无措。

2013年《我是歌手》总决赛之夜的邓超,重新获得了最直接的快乐——从他初中开始,站在迪斯科舞台上,只要有光打在自己身上,他就可以扭几个小时不停下的那种快乐。

像邓超对于母亲那个忿忿而又骄傲的回应,“因为要夹着尾巴做人——可是尾巴是什么?”这次,邓超很容易便做出了选择:如果你的尾巴让你感觉快乐,为什么一定要夹起它?为什么不可以竖着尾巴,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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