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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不会去火星

飘忽不定的世界观

《三体》中,几艘飞船离开地球后建立新的社会,需要选择民主还是专制,随后的情节发展表明,太空环境里人文社会十分脆弱,“从民主到集权只需要五分钟”。

由这类故事,有人认为他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情结。

听到这两个词,刘慈欣一惊,视线也从前方空气中的某一点回到谈话现场:“什么?他们说我什么?”

随后他辩解道:“其他文学体裁把人类分为种族、国家等,科幻小说是唯一一个文学体裁,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描写,面对的问题都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在这些方面可能你说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比较明显。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不像主流文学面对的是个人的人生、爱情这方面的问题。主流文学没有机会去描写全人类面对的东西,在描写一个国家、一个种族需要面对的东西时,主流文学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比如描写一场战争。”

他列举说,自己作品中也有非常偏向个人主义的内容。比如《朝闻道》中的科学家们,寻求问题答案就只为满足个人求知欲,不顾自己的死亡会给国家和人类带来多大损失。

“故事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很大程度是为故事本身服务的,并不完全代表作者本人的真正思想。”他说,为写成好的故事,有时需要一些很极端的东西,而自己在现实中不是一个极端的人,在政治和价值观上比较温和。

至于他的世界观,他曾说,一直尽力使它“飘忽不定”。

未来变幻不定,不如抓紧眼前

如今,刘慈欣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阳泉度过。妻子在外地一家发电厂工作。女儿在读初三,正是很需要照顾的时候。

他比较女儿与自己当年生活的差异:“她学习负担太重了。”

他有时会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那时社会氛围与现在差别很大:“充满了大事件。那会儿世界上长期进行着一些地区的战争……特别是两大力量的对抗,时不时就出一些很大的事,每一件都决定人类的走向和命运。但现在好像没有了,现在时代比较平稳。时代的差别,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不管社会氛围如何变化,刘慈欣始终追求着确定性。构思小说时,他先做一个设定,再用逻辑一步步推理出结果。在现实中,他始终注意抓紧眼前的东西。

直到去年,他还说自己会一直是个工程师,不会专职写小说。当时有媒体问他是否想离开阳泉到北京。他回答:“我也想来北京,但北京的房子买不起啊。而且总要有工作才能来吧,我们体制内的工作,调动不容易。”

体制内的工作确实给了他稳定的保障。2009年,娘子关发电厂彻底关停。有人担心刘慈欣会不会因此过得潦倒。他的回答是:“我工作的单位是央企,怎么可能潦倒呢?”

他对当殉道者和苦行僧毫无兴趣,也讨厌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他说娘子关发电厂在离阳泉市区更远的地方建了更大的新厂,而自己在当地肯定算过得不错的:“我在城里有两套房,都是大面积的,怎么会简陋呢?”

如今他仍然不会也无意自我包装。在对《三体》带领中国科幻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片赞美声中,他说这本书在美国亚马逊的好名次十分短暂,现在“我都不知道跌到哪儿了,都不敢去看了”。

最近经常有人问他:现在的中国导演有没有能力拍好《三体》电影?

“说句不好听的话,把《三体》放那儿放几年等条件合适的时候再拍,那要放几年呢?放个五年十年,可能到时候地球还有没有都不知道。”他说,这套小说给国际大导演看过,对方没有兴趣。

《三体》的电影改编权是在2009年卖掉的,当时他觉得对科幻感兴趣的人不多,基本是“有人要就卖了”,价钱“很低”。他从不期待变幻不定的未来。

如今对自己几部作品的改编,他介入不多,并且十分宽容:“主要还是看导演和制片人的意见。因为创作立体影像是跟写小说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制约,比如需要考虑审查、市场回报等,这些我都理解。”

《三体》完成后,他没再写任何小说。他觉得科技发展已是奇迹,写出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越来越困难了。

他习惯性地推理:从手机到谷歌眼镜,使用者越来越难避开外界信息,再进一步可能是在人的视网膜上安个投影仪。以后,技术产品植入身体可能不是为了治病,只是为了提高身体的机能,很多人性都会因此变得面目全非。

“比如将来人可能会永生,寿命可能会很长。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人可能会对人之外的某种东西产生爱情。还有性别,像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里描写的,一个人的性别可以来回切换,这个未来是有可能出现的。”他说,这可能会把人们认为最根本的人性都改变了,这也是科幻反映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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