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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天官”王国光的幸与不幸

明代理财名臣王国光.因张居正而官至天官,却又受其牵连而远离官场。幸哉.悲哉,天行有常哉?其实,公道自在人心。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为明神宗,年号万历。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政治上,阁臣倾轧,内斗不已,政出多门,吏治混乱;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王公贵族、勋戚宦官大量占夺土地,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农民苦不堪言,多次暴动;边患上,东南沿海的倭寇与北方蒙古草原的鞑靼,都对明王朝的国防安全造成了严重的隐患。而上述的一切又导致明王朝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据户部统计,隆庆元年(1567年)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在这样的危局之中,理财名臣王国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王国光,字汝观,山西南阳(阳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王国光的仕途从地方官起家,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吴江知县,到任后励精图治,裁减当地的赋税损耗,减轻百姓负担,此外严格执法,将辖境内的诸多案件断得明明白白。之后王国光又相继在河南、河北等地做知县,所到之处,皆政绩卓著,百姓安居,咸称其善,王国光也因此被调进户部,成为京官。

当时的政坛,严嵩当政,为了控制朝政,大肆结党营私,任用私人。王国光担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时,顶头上司吏部侍郎是鄢懋卿,调任户部时,顶头上司为户部侍郎赵文华,而鄢懋卿与赵文华都是严嵩的义子,属于严嵩集团的骨干力量。鄢懋卿倚严氏父子,尽握天下利柄。而赵文华曾经诬陷冤杀了抗倭英雄、浙直总督张经与不依附自己的浙江巡抚李天宠。鄢、赵二人都是阴险之辈,而秉性刚直的王国光与他们共事,不但没有受害,反而不断得到升迁,待到隆庆帝掌权,王国光已经做到了户部侍郎,可见王国光机智过人,善与小人周旋,在当时被称为“官场奇谭”。

与此同时,王国光更凭借自己的精明干练得到了大学士张居正的赏识,参与到了著名的“万历改革”。隆庆四年(1570年),王国光以户部左侍郎的身份主持户部改革。当时边疆战事不断,赋税徭役极其沉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因此管好粮仓具有重大的意义。为缓解缺粮矛盾,王国光从源头入手,对粮食精打细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抚按官”的办法,即地方官中只允许巡抚、巡按有权抽调粮食,其余都、布、按“三司”都不许插手粮食调动,对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户部内设十三司,官吏众多,但是衙门面积狭小,很多官员们便不来上班,导致每司之中只有郎中一人署理政务,员外郎、主事等官员都是领俸不视事,而郎中面对着处理繁杂的政务,头疼不已,只能委之胥吏,而胥吏们俸禄低微,于是中饱私囊,索贿纳贿成风,导致地方官和军队都怨声载道。王国光雷厉风行,一改前弊,令所有官员均入署办公,各司其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此外,王国光还设有“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大大方便了诸军,稳定了戍边军队的军心。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朝廷的称赞。

待到张居正击败政敌高拱,成为内阁首辅,万历五年,在“内阁”的默许下,言官们弹劾吏部尚书张瀚,使其被罢官,“廷议”让已回乡养老的王国光复出,担任了此职。原来当时的吏部尚书张瀚因为“张居正夺情事件”开罪了张首辅,导致万历帝大为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勒令张瀚致仕。

王国光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参与了复兴大明的“张居正改革”,发挥了自己的理财专长,为国家清除了不少积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还凭借张居正的支持,晋升为大明的吏部尚书,成为“天官”。吏部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权任极重,吏部尚书号称六部尚书之首。而且,依照朝廷惯例,内阁首辅不允许兼任吏部尚书,“内阁辅臣主看祥票拟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也”。王国光在担任吏部尚书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提出“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恤卑官”、“罢加纳”等8条有关国家大计的建议,均被朝廷采纳,同时为张居正改革推荐和选拔了不少将帅之才。

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光依靠张居正的援引成为吏部尚书,权重一时,也因为张居正的离世,而惨遭清算,殊为可叹。万历五年十月,张居正病逝,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得势,迅速清算王国光、戚继光等张居正的盟友,以王国光私自安排王谦为吏部主事等六条罪状对他弹劾,皇帝大怒,将其夺职为民。从此,王国光彻底离开了官场。

传统史家多将王国光失势原因归结为“党附张居正,故遭清算”,其实除了这一点外,王国光为当时山西籍官员群体所排斥,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的山西籍官员群体,领袖人物是蒲州籍的张四维。王国光与张四维同属于山西籍贯,但是二人的关系却并不和睦。张居正当国时,张四维虽然名为次辅,实则无权,王国光虽然不是阁臣,但是贵为吏部尚书,实权在握,张居正对张四维大肆排挤,对王国光则甚为倚重,这无疑也加深了张四维对王国光的嫉恨与不满。且張四维还因为王国光,曾遭御史弹劾,史载:“冯保欲因两宫徽号封己为伯,恶四维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贿保,数短四维,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媚四维,拔其中表弟王谦为吏部主事。(申)时行遂拟旨罢国光,并谪谦。四维以帝慰留,复起视事。命甫下,御史张问达复劾四维。”上述的一切,导致张四维与王国光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张四维升为首辅之后,授意科、道等言官,上疏弹劾张居正当国期间的不法行为,使得张居正的政治盟友冯保、戚继光、王国光等人也先后遭到了罢黜。

曾经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通过孝定李太后、张居正、冯保、王国光等人的改革,重新焕发了活力,“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砻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原本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重新振兴,史称“万历中兴”。但是功臣们的下场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好。李太后为了保住孙子朱常洛的储君之位,对于越来越胡作非为的儿子明神宗听之任之,不加干涉。张居正与冯保这对万历朝中央政坛的权力双子星,纷纷陨落,王国光这个曾经的“天官”也坠入了凡尘,除了感受身边亲朋故旧的世态炎凉之外,还要背负“老人渔色”的极端骂名。幸哉,悲哉,天行有常哉?其实,公道自在人心,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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