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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号难,病还有救吗?

看病可能没那么难,难的是什么病都想请专家看

2月18日,北京市医管局发布挂号新政,年底前22家市属三级医院将取消现场挂号,全部推行“非急诊实名预约挂号”就诊模式。

改革取消了医生的个人手工加号条,医院将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数量。新政还与分级诊疗结合起来,着手建立医疗机构间层级转诊网络。

改革直指医院号贩子高价倒号行为。春节前夕,一位姑娘在北京一家医院痛斥号贩子的视频流传,“300块钱的号要4500,”她排了两天队也没能挂上号,“你们(号贩子)怎么这么猖獗呢?”

有分析认为,号贩子赚取的是政府定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价,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优质医疗资源定价本身的不合理。不论政府还是家庭,培养一名医生,都少不了资金投入。时间也是一种成本,一名高中毕业生拿下行医资格,最快也要8年。但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官方APP上,知名专家号14元,正教授9元,副教授7元,主治医生5元,住院医生4.5元,专家号几乎等于北京出租车起步价的钱。

“看病是刚需,每个人都要看病,但到协和看并不是刚需。”专业医学网站丁香园曾发文评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协和医院、专家号都是稀缺的医疗资源,而稀缺资源无论如何配置,总会有人得不到,一种较为合理的规则是,以价格杠杆来调节,将它们分配给那些能够付得起钱的人。有人因此建议,把北京大医院尤其是专家号的挂号费再提高一个档次,价格门槛会筛除一部分病情不严重的患者。

毫不意外,这种“价高者得”的解决方案遭遇了反对,认为其忽略了医疗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点—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没有能力做出最合理的选择,为了“保命”,往往选择大医院。对中国患者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多数人对基层医院不信任,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医院数量仅仅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2.6%,却承担了近40%的诊疗人数。北京一年收治了7000万外地病人,超出了北京西客站的年旅客发送量。

事实上,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挂号费”,分级就诊是一种惯例—先去全科医生或诊所处诊治,无法解决的情况再由诊所推荐至医院。

分级诊疗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可能和随之而来的挂号费的水涨船高,也避免了一种尴尬的发生:千里迢迢来北京,历尽艰辛挂了号,见到的医生,却是家乡县医院来进修的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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