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出现了大的变革，在学术上出现了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各个学派纷纷推出自己的思想理论，出现了诸子百家。那何为诸子呢？“所谓诸子，原是男子之尊称，而弟子称其师亦曰诸子。门人弟子述其师说而成书，则称某子，而成为一家之言。而某子者，即指某家学说，如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1]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学派有儒、道、法、墨、阴阳、兵等。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自西汉到清朝，一直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在唐朝儒家经典作品成为科举考试的考试科目。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而法家思想也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之一，他对当时的局势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秦国能最终统一六国与法家的治世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又有着很深的渊源，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商鞅、申不害、韩非子等。

一、儒家思想的渊源

儒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它主张“仁”、“礼”，具有强烈人文主义色彩。儒家有着自己的一套道德理论，用道德约束体系里的每一个阶层，来调节各阶级的矛盾。其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1.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很推崇西周时期的社会秩序，他的思想建立在周礼的基础上，主张以“礼”治国，维护过去的宗法等级制度。礼就是维护君、臣、夫、子的等级关系，每一级社会关系都要遵守礼的制约，安心处在自己的社会位置上，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上一级的统治。通过礼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孔子曾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认为一切行为规范都应该符合礼的标准。孔子又提出以“仁”治国应该用仁政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要求统治者要爱戴百姓，任用贤者，政治清明。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巩固统治。无论是他的“仁”，还是“礼”都在维护天子与国君的政治权利。

2.孟子的民主色彩

孟子是孔子的第四代传人，受业于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又师从于孔子的弟子曾子，他继承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继续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他主张治理国家实行仁政，取得人民的拥护，反对暴政，民贵君轻，他看到了人民在历史演变中的力量，得到民心者才能得到天下，他在《孟子·尽心下》中说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的观点有一些民主的色彩，这与孔子的思想不同。孟子反对战争，他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孟子的另一个观点就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从出生下来都是有性善的一面，仁义的思想是人心中所固有的，一部分人对天性中的善加以磨砺，提高自身修养就可以成为圣人。而另一部分人自暴自弃，沉溺于错误之中，从而造成了人们有善与恶，品质高低的不同。孟子认为做人就做遵守道德，为人正直勇敢的大丈夫，心存浩然之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认为，君应该行君道，臣应该行臣道，君臣之间相互尊重。“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对臣爱护关心尊重，臣子才会对君忠心。君犯了错误，臣反复劝阻，君不听，那臣就会离开君主。孟子认为君与臣是应该平等的。

3.承儒启发——荀子

儒家的又一继承人荀子，“荀子本是儒家学派的后裔分支。《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后，儒分有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其中的‘孙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的儒家。”[2]他继承了儒家思想，认为应用礼来治理国家。在政治上他认为权利必须在君主一人手里，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利，不准有分散国君权利的情况出现。他认为臣子对国君应该恭敬、爱戴、诚恳、谨慎，等级分明。荀子主张尚贤，提拔有才能的人，不必按等级次序。君主如果能任用贤人，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用人不当，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百姓是治国的根本，给百姓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百姓富足不为生存忧虑才会使国家富足稳定。在人性方面荀子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与孟子性善不同，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他在《性恶篇》中说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荀子认为人是存在欲望的，人生来贪图利益，如果任其先天发展，一定会发生争夺、战争、残害。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他注重后天的教育，而不是先天启发。但是人性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进行改造，人们通过后天的学习与积累达到一个层次，进行自我改造，人生来是平等相同的，只是身处的环境不同，经历的不同。人需要用礼义法度约束自己限制自己的欲望，用理智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能成为君子。荀子的思想也有一定的法制色彩，荀子是韩非与李斯的老师，韩非与李斯的思想受到荀子的影响。他认为在以礼治国的基础上还需要以法治国。人性是恶的，法律是用来阻止罪恶的发生。礼是根本，而法则是手段。法律应该公正，使人信服，刑法应该得当，反对滥用刑法，还主张一人犯罪，一人当刑，不应该牵连其他人。荀子的思想承接了儒家思想，又开启了法家思想，是一位承儒启法的大家。

二、法家思想的发展

法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在宗法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法家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他们提出君主集权，用严峻的刑法来进行统治。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法家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邓析。实际的始祖，则当推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3]后期的商鞅、申不害、慎到则分别侧重法、术、势提出自己的观点，韩非则成为法家集大成者。李悝认为必须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照能力与功劳任命官员。吴起认为国君治国应该以德治国，他继承了李悝的观点。

1.重“法”派——商鞅

商鞅是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吸收了李悝的变法经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主张强国、利民，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不必效仿古代。废除了世袭制、分封制以加强君主的统治。主张严刑峻法治理民众，实行连坐制，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若不告发其余十家连坐。他实行愚民政策，认为农民没有知识，不喜爱学问，就会专心种地。人民把心思放在农业上，统治者就会更加容易管理。商鞅重农抑商主张发展小农经济，增加赋税，以农为本，商为末，此为富国之本。他取消了贵族不受刑法约束的特权，不避权贵，贵族与平民犯法同罪。他的观点符合了当权者专治的愿望，但是也损害了一些贵族阶级的利益，他的结局是十分惨烈的。而秦国统一后实行的暴政与商鞅的变法息息相关。

2.重“术”派——申不害

与商鞅的重“法”不同，申不害是法家的重“术”派，他主张用术来统治天下，“术”，即权术。认为君主要把术藏于心中，不说明自己的心意，让臣下不能揣测国君的心意，从而在心理上对国君产生畏惧之心，用假象迷惑臣下与百姓，防止大臣操纵权利，国君要看透臣子的心意。国君应该独断行事，不相信任何人，他的目的是加强国君的权利，更进一步的专制。

3.重“势”派——慎到

慎到是法家重“势”派，他强调国君必须拥有权威，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势是指权利、权势。权利是第一位，以法来治国，一切都以法律为准则，不因国君的喜好随意用人。国君把握赏罚权利不可随意赏罚，法律面前对待臣民应该是平等的，不然会让国家产生混乱。他认为天子是为天下而立，而不是天下为了天子。他与申不害不同，并不主张独裁统治。

4.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之所以说他是集大成者是因为他吸收了商鞅“法”、申不害“术”、慎到“势”这三派的观点，他又是荀子的弟子他的思想中也继承了儒家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国君应该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他认为赏罚要严格依法，维护法律的公正。法律要有权威性和强制性。法不阿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国君用德与刑来治理臣民，国君掌握生杀大权，从而维护国君的权威。限制贤能大臣的权利，避免其对国君造成威胁。他重视农业，重农抑商，认为耕、战是国之根本。人君不能有太多的贪欲，刑法是保护民众工具，使百姓不犯法。国君不能因私犯法，如果法不能去约束，不能公正，那么国君与臣民，贵族与百姓就没有区别了。所以要维护法的公正性，维护国君的权威。

三、儒式“礼”想化

儒家思想是以“周礼”为基础形成的，可以说孔子内心是希望建立一个西周式的等级分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分明，君王与大臣之间，民众与官员之间，都受到等级的约束。在约束之下获得自己相应的社会权利，其宗旨还是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是借用古人的方法来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很推崇西周式政治道路的。荀子曾经这样给礼下定义“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孔子认为只要有了礼就可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事，没有礼就没有所谓的国家，礼是维护统治者权利的有力武器。孔子反对以法治国，以法治国就违背了他以礼治国，维护宗法制度的观点，破坏了他心目中的等级秩序。孔子和孟子都提出了仁政的观点，在儒家心中，君主应该是一个爱民、惜民的好君主，君主本身要作风端正，政治清明这样才会受到百姓爱戴，更能维护好君主的权益。孟子进一步阐述了民的作用，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从性本善的角度出发，寻求一种统治阶层与下层人民间的亲密关系，统治者得到民心，民众奋不顾身的维护统治者，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强国，这是孟子的理想。孟子的爱民思想有一丝民主的光辉。孔子的理想是每个人尊崇等级制度，英明的君主，正直的大臣，国家安定，人民富足。儒家另一位代表荀子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应该法礼相结合。他十分重视礼，从人性恶的角度去分析礼的意义，用礼来约束人的欲望，让人心甘情愿受礼的统治，君王要想用礼来治理天下，必须把权利掌握在手中。人性既然是恶的有欲望的，那对于不遵守礼的行为要怎么制止呢？这个时候荀子提出了法，法是用来维护礼的，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必须用法来制止欲望，惩罚罪恶。法律要公正，使受刑者心服。孔、孟、荀都提出了尚贤的观点，可见他们都认识到了人才对于治国的作用。

四、法治的制约

法家讲究公平、公正，犯法者在法律面前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一样要接受制裁，与儒家尊尊亲亲刚好相反。法治见效快，秦国通过变法使自己迅速成为一个强国。法家与儒家一样，都看到了百姓的作用，法家主张重农抑商，认为耕作才是富国的有效途径。法家也希望有一个不会有贪欲的君主来治理国家，赏罚分明。韩非子认为法不是以惩罚镇压人民为目的，他是让刑罚作为保护弱小的工具，来除暴安良。让百姓懂法不犯法，被法律所保护。在商鞅提出法、申不害提出术、慎到提出势的观点后，韩非子加以总结取其之长来研究国君统治的方法。一方面在加强君主统治的同时，还提出君主要有一定的术来驾驭臣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韩非子提出国君对待臣下必以七术：一曰众断参观，对待臣子的言论要听其言，观其行，还要把众人的话做统一的参验比较，不要偏听偏信。二曰必罚明威，不以仁慈之爱乱法，凡有罪者必罚，以明法制的威严。三曰信赏尽能，对于有功者要有信用以赏赐，绝不失言，这样就能使君臣竭能尽力，以效忠国君。四曰一听责下，国君对臣下的话要一一听之，然后可以督责臣下，并有不偏听偏信之意。五曰疑诏诡使，国君为了让臣下去做此事，而却诏使臣下谈另外之事，以试探之，观察臣下是否有私。六曰挟知而问，也就是说国君对某事物非常了解，佯为不知，故意问臣下，以此试探臣下是否对国君诚实。七曰倒言反事，国君对臣下故意说反话，诱使臣下吐露真情。”[4]做“六微”来指出危害国君的六种现象。“《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还对隐藏在诸侯国中的六微，即隐藏的危害国君的六种现象，一一指出，要国君注意。六微即：一曰权借在下，即君主把权势借给臣下。二曰利益外借，权臣不顾国君的利益，借助其他诸侯国的力量以为自己的私利。三曰托于类似，大臣假托其他类似的事欺骗国君，以成其私。四曰利害有反，国君与大臣有时利害是相反的。五曰参疑内争，权臣参与左右君权，并用种种名目，设疑以代君权，从而引起内争内乱。六曰敌国废置，国君是否听敌国的阴谋反间之计，由此根据敌国的意见废置大臣，以达敌国之目的。

韩非子从各个方面为国君进行分析，来帮助国君防范徇私、篡权等情况，来帮助国君警惕从而加强国君的权威。韩非子有着他自己的一套人性理论，他认为君与臣、夫与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没有情义可言，都是一种利害关系。“在韩非子看来，君与臣的关系，乃是‘故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臣对君，本非有情义之可言，纯是属于利害关系。盖人君的位置，掌握最高权势，可说是天下大利之所在，故在左右之臣僚，不过伺机窃法而已。即便是亲密如夫妻也未必可靠，因有失宠之虞，随时可能罹鸩毒之祸。至亲如父母，也不免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事情发生。”[5]他认为上到宫廷下至百姓都是一种利益的关系，利是一切行为的动机。韩非子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利用这种心里来建立他的言论。与儒家的尚贤不同，他认为贤臣应该限制使用，臣子的权利大了会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对臣下要有所防备，控制臣子势力。

五、法制与道德的时代意义

儒家的“礼”、“仁”，道德教化，教育主张，对人性的思考，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而法家的专权、法不阿贵、公平公正，则体现出法家的理性思考。法律与道德并不是对立的。法律与道德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带有不同的意义。在当今社会制度下，把由历史演变而来的道德、法制理念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与比较，从中找出相辅相成的部分加以运用，正顺应了我们的时代发展要求。诸子的智慧是无穷的，中华民族在诸子的光辉中汲取养分，孕育自己的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书写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我们必会在先哲的指引下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刘兆祐、江弘毅等.国学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7

[2]李玉洁.先秦史稿.新华出版社，2002：411

[3]高正.诸子百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48

[4]李玉洁.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281

[5]刘兆祐、江弘毅等.国学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33

作者简介：王博（1990.11-），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广东理工学院，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