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围城》作为一部文学造诣极深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译本。本文拟从《围城》作者钱钟书的“化境说”对《围城》俄译本的第一章进行尝试性地浅析，看其是否达到了钱钟书先生对文学翻译所要求的“化境”目标。

◆关键词：化境说;《围城》;俄译本

《围城》一书因其极具辛辣和讽刺意味的笔锋，被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著有英、法、俄、日等多种译本。其作者钱钟书的“化境说”作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之一，在翻译界的讨论度一直居高不下。本文以《围城》俄译本的第一章为文本分析材料，从引“诱”、避“讹”的角度浅析是否达到钱老的求“化”理想。

一、钱钟书的“化境说”

钱钟书首次提到“化境”是在1963年《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文中最核心的一段话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3]。

此外，“化境说”因其强调“文字躯壳换了一个，而思想内容、精神姿致依然故我”的理论实质，经常与傅雷“神似论”及陈西滢所倡的“神韵说”相提并论。与其他译论不同的是，钱钟书的“化境说”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出文学翻译实践应当追求的目标，强调译者要透过语言这层外壳，使译文读者也能进入到原作所描绘的精神世界。

二、从“化境说”看《围城》俄译本

《围城》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方鸿渐、苏小姐和鲍小姐这三位主人公的背景经历以及他们在船上如何相识的过程。本篇所选择的俄译本《围城》为苏联汉学家弗拉季斯拉夫·费德罗维奇·索罗金（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рович Сорокин）于1989年翻译完成的。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翻译应当引“诱”、避“讹”、求“化”。其中“诱”的功能，就是引诱，钱老将翻译形象地比作“媒人”，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对原作产生好奇，从而促成读者与原作的一段“好姻缘”。与之相对，不好的译文则会无形中削弱原作对读者的吸引力，于是就产生了“讹”。“讹”的产生原因无外乎两种：一是译者疏忽大意造成的“讹”;二是译者对译入语文化理解不到位产生的“讹”。

从翻译策略来看，“化”在实际翻译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归化、异化和创造性的“化”三种策略，通过音译、意译和音译意译结合三种翻译方法对译文做不同的处理。以下对照《围城》俄译本的第一章试举例看是否达到了钱先生要求的“化”的要求。

（一）引“诱”

例1：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p6）

译文：Его отец при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имел степень цзюйжэня и в своих родных местах — в захолустном уезде к югу от реки Янцзы — считался именитым человеком.  （стр.30）

分析：在清朝，乡试中试的人为举人。译文选择“степень цзюйжэня”采用了意译加音译的方式，一方面使用“степень”将举人的阶层地位点明，另一方面 “цзюйжэня”又保留中国古代清朝的官阶名称，使俄语读者对中国古代官阶文化产生兴趣。

例2：所以这信文绉绉，没把之乎者也用错。（p7）

译文：Так что письмо ему удалось написать отменное по стилю， без единой ошибки против правил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стр.27）

分析：原文是方鸿渐以文言格式给举人父亲书写的家信，其中“之、乎、者、也”是常见的文言虚词。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правил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古汉语语法规则）”，忠实地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译语读者。

（二）避“讹”

①因疏忽大意造成的“讹”

例：他自觉没趣丢脸，像赶在洋车后面的叫化子...（p22）

译文：Он чувствовал себя попрошайкой， бегущим за коляской... （стр.25）

分析：由于译者的不仔细，原文中的“洋车”是指“小轿车”，在此处被翻译成了“коляска（儿童小推车）”，译文就变为“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追着婴儿车的乞丐”，这不仅没有传达出原文作者的想法，而且不符合事实逻辑。

②因文化理解不同造成的“讹”

例：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p7）

译文：Дома он учился грамоте у отца， в школе был первым учеником. （стр.30）

分析：在中文里“老子”有多重含义：一是指中国春秋时代思想家老子;二是一种对父亲的俗称，此外“老子”还可以是部分男子粗俗的自称。原文是指方鸿渐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国文底子深厚，俄语翻为“у отца（从父亲那里）”，因为译者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很好地避开了因称谓文化不同产生的“讹”。

三、结语

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对译者提出了极高要求。通过对《围城》俄译本的第一章的浅析，如何使国与国之间缔结“文学姻缘”，译者不仅需要对原作的风格特点非常熟悉，还需要熟悉“讹”的产生类型，通过回译、多次校审等方式尽量避免因疏忽大意造成的“讹”;而另一种因文化理解造成的“讹”，译者则应该加强对两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忠实地向译文读者传达原作的用意。

参考文献

[1]В.Ф.Сорокин. 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9.

[2]钱钟书.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朱宏清.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先生的翻译观[J].东南大学学报，2001（2）.

[5]陈立珍.从钱钟书的“化境论”看《围城》英译本[J].国际公关，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