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子》是一部阐述老子思想的道家著作，也包含了其他各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其中的法治思想是在当时各国变法的功过利弊都体现得较充分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子》的法治思想既体现和传承了道家的特点，又杂糅别家所长。本文从刑罚和法的角度出发，与当时的法治思想结合，探求《文子》一书的治国之道。

◆关键词：《文子》;道家;刑罚;法律;治国之道

《文子》，唐代以后又被称为《通玄真经》，是道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文子》一书的主要宗旨和内容，是对老子的道德思想的发展和继承。即便它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所兼顾吸取，但其也是置于道家思想范畴之下的。《文子》中包含了许多方面的重要思想，本文就以“刑罚”与“法”这一角度探求文子一书的治国理念。

一、刑罚与教化关系之探析

《文子》在治身方面主张内外兼修、形神兼治，治身是“得道”的前提，但人君的治身不是为了养生或修炼，始终是要为治国服务，君主治好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治国，《文子》在阐说它的治国思想时，以《老子》的“无为而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可它又充分表现出黄老道家思想的特征，要求君主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同时，既强调要重视民众和善于利用人才，又认为君主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对阴阳、仁、义、礼、法、兵等兼采并用，从而完成“圣人之治”。

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说：“从最为广泛的民族志的意义上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综合性体系。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学到的其它能力和习惯，在依据普遍原理探索人类各种社会中存在的条件时，它是探索人的思维和行为法则最为适宜的主题。”《文子》中，法律刑罚是君主治国的其中一个手段，他否定严苛、反自然刑罚，但又肯定法律刑罚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正面作用，认为其与教化、道德等因素比起来，只是在治国的重要性上有所不同。在阴阳、仁、义、礼、法、兵等各方要素的合力之下，天下得治。

（一）注重道德教化

《文字》认为，治国之道，最好的方略是用道德进行教化，使人民返归于自然，第二是修明刑罚奖赏之法，如“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这句话就十分明晰的证实了上文之观点，即在书中，刑罚不处于治国的最优方略，而是作为辅助策略存在的。此外，“为存政者，无小必存;忙政者田，无大必亡，故善守者无与御，善战者无与关，乘时势，因民欲，而天下服。”这段话借几组对比关系来说明严刑苛杀，不足以立权威，要想使一个国家发展壮大，一定要重视道德教化而非重刑罚。

（二）注重刑罚与礼义教化，强调礼义的作用

《文字》明确表达了礼义教化作用之重，刑罚辅助作用之轻的观念。“礼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乐者，非能使人勿乐也，而通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窃，岂若使无有盗心哉！”如果让天下之人因为害怕刑罚而不去偷盗，还不如使他们从根源上就不产生偷盗之心，刑罚固然可用，但却不是使人民向善，国家安稳的源泉，真正的核心在于人民受到教化，改变自身想法，做善事，国家才会安稳。

（三）注重法治教化

《文子》中的治国之道既言礼治，又倡法治;虽倡法治，其法度却远不及法家之严苛与具体，而是强调如何通过“因”“变”来辅助臣民实现其自然。如“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治也。”“所以为治”者是道德，法制礼乐只是治国的“工具”，道德常定不变，而“工具”则根据民情及天下的现状而变化。

《文子》一书对于刑罚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它并不倡导完全以刑罚来治理国家，而是更讲究教化治国的作用，在教化之上辅之以刑罚，以刑罚严苛之不可取反衬教化治国之高明，相比于刑罚，教化的作用反而更大。

二、法律、刑罚施行目的之探析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说，“人是寻求意义（meaning）的动物”，他认为“文化体系”（culturalsystem）中的“常识”“宗教”“社会思想"和“艺术”等等，都可以理解为各自在其特有的形式下，面对着这种“意义的问题”。《文子》虽继承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但在政治思想上并非消极否定，而是吸收了法家政治思想的重要观点，揭示了“法律刑罚”的意义。《文子》以“道”的世界观为前提，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论述了其“正法”思想，希望能建构一个人人自正的社会，这从宏观层面展现出《文子》关于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目的的理想化价值设计。

（一）《文子》认为刑罚的存在是必要的，但要顺应人性，顺应天道，作为劝勉向善的工具，刑罚的施行要有度

立法的动机是为了禁止和惩罚违法者的恣意妄为。法者，天下之准绳也;悬法者，法不法也。所以法令是天下人人约束自己行为的准绳。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犯罪，以刑谋利，而是为了让人回归正道，免于犯罪。《文子》中指出，刑罚、奖励都要有度而不能肆意为之，施以刑罚的目的在于劝勉，犯罪的自当惩处，但要注意不能过度，圣人的“治”简约，但功效却广大。

（二）文子在强调用法律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很好地认识到：法律也存在局限性

“法能杀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者，不能使人廉。”指出，法律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法律虽然能够惩罚不孝之人，但不能强迫不孝之人孝顺;法律可以惩罚偷盗之人，但不能使人保持清正。因此文子提出了他的方案：“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文子》主张用仁义、教化来填补法律的不足。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刑罚是有必要存在的，但只是一种外在的辅助手段，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行“道”。《文子》认为，“道法自然”应该是君王治国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彰显“无为”之精神。

三、“正法”与“道”之关系与其局限

《文子》一书以“道”为核心提出治国思想，同时体现了“正法”思想，勉励君王不要将刑罚看作重要的治国方式，身为人君更应该注重自身建设，胸怀自然，保持至真，爱护百姓。《文子》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应循自然之道，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自然化育、自我发展的“无为之治”。《文子》主张以法律为天下之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对制度安排和规范设计之正义性的价值建构。同时，《文子》之法并非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之法，立法必须因应时事而利于百姓，并非“法古”而一成不变。由此可见，《文子》“正法”思想里蕴含着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推动制度安排和政治建构的动态逻辑，以及以民众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导向，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而何为“道”？何为治国之“道”？《文子》认为，“道”生万物，万物皆有“道”。“老子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为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这句话强调了道与刑罚、教化的关联，表明在书中道的地位是关键的，是居于中心位置的。此外，朝廷百官各司其职，做到政令不繁、刑罚不滥、无为而治，那么，“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国家就会自然而治，这就是体“道”的结果。

一方面，君王应本着“无为”之精神，在遵守治国之“道”的同时来“正法”，要爱惜民力而不滥用民力，节制物欲而不贪婪放纵，书中指出圣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赡，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怀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另一方面，君王应积极地“有为”，有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君、臣、民按照制度的安排各施其才、各显其能，君王之治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式，故禁胜于身，即令行于民。”如果作为法律制定者的君主能实现自正，成为法律践行之表率，民众才能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己的行为。君主若对法律产生敬畏并忠实遵守法律制度，那将对人民大众产生良好的引导和模范作用，在社会上形成好的法治氛围。

《文子》从人性的角度和本真的自然状态出发，确认了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这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但是，从现代视角出发，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正是在这种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文化便产生了次级的或衍生的条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其称之为"文化迫力”。这种“迫力”是一切社会和文化团结延续的条件。《文子》所谓人的本质平等是建构在人的自然性基础上的，它抛开了人的社会性，或者说，《文子》尚无法认识到人的真正本质。

四、结语

《文子》反对严苛刑罚，注重教化，将自然、神明、礼义与教化相结合，强调无为而治，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同时，其认为刑罚的存在是必要的，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施行。此外，《文子》针对统治者提出“正法”思想，劝谏国君重视自身建设，为民众做好表率。以上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本思想与法治思想，《文子》中的治国理念具有科学性，对于当今社会的治理仍有借鉴意义，当然，由于时代原因，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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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梦琪（2001-），女，汉族，上海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