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时期，“五四精神”以其倡导的个人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当时踏入文坛的郭沫若，而此时也正值郭沫若留学日本的时期。在国内“五四精神”的影响下，郭沫若留日小说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具有勇敢叛逆型与貌美诱人型两大典型类别，各自有其特征与韵味。

关键词：“五四精神”；郭沫若；留日小说；女性形象

郭沫若于五四运动时期走进文坛，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其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邓小平曾对郭沫若有过这样的评价：“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关注更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时期，郭沫若正在日本进行留学生活，但其深受“五四精神”的感染与时代背景的熏陶，在该阶段创作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五四精神”，体现出了倡导“独立人权”、“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特质。本文以郭沫若留日小说的女性形象为对象，从时代精神、个人观念、女性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切入，探究外部环境与作者个人观念对刻画女性形象的影响。

一、“五四精神”

（一）“五四精神”的出现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其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倡导个性解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例如创造社以“表现自我”为追求；鲁迅创作的《野草》也带有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正如茅盾所言：“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郁达夫也曾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五四运动时期的华夏大地涌现出打倒封建残余的口号，倡导人权平等，女性解放。这种主张发见“个人”的五四精神不仅启蒙了民众的思想，也对文学创作者的创作观念造成一定影响。

（二）“五四精神”对作者旧时经历的唤醒

郭沫若对早年的封建包办婚姻十分不满，正如在《漂流曲·十字架》中，作者可怜“住在我父母家中的和我做过一次结婚儿戏的女人”，于是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其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经历被唤醒。

他发出了疾呼，认为“女人在精神上遭劫已经有了几千年，现在是该她们觉醒的时候了。她们觉醒转来，要要求她们天赋的人权，要要求男女的彻底对等，这是当然而然的道理”，“我们如果要救济中国，不得不彻底解放女性，我们如果要解放女性，那么反对‘三从’的‘三不从’的道德，不正是应该提倡的吗？”纵使他认为这可能在民众的眼里看来会是大逆不道的，可他也指出“凡在一种新旧交替时代，有多少后来的圣贤在当时被谥为叛逆了”。于是在郭沫若留日小说中，他刻画了大量“三不从”的反叛封建观念的女性。

二、勇敢叛逆型女性形象塑造——基于“五四精神”的觉醒意识

在“五四精神”号召打破封建礼教，追求恋爱自由的影响下，郭沫若创造出了一批勇于挣脱桎梏，向家庭安排进行抗争，为追求向往的爱情努力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都体现出了一定意义上的个人觉醒意识，是“个人的发见”。

诸如郭沫若在处女作《牧羊哀话》中塑造了勇敢打破封建礼教、世俗观念的朝鲜贵族少女闵佩荑，她爱慕家仆的儿子尹子英，不畏门第观念，与其一同放牧、读书，这在历来倡导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的人们看来是何等不可思议。在子英离世后，她也未移情别恋，仍旧唱着哀婉的歌曲陪伴在羊群身边，似乎这样就能看到心爱之人的身影。虽然整部小说最后爱情无疾而终，恋人离世，以悲剧结尾，但正是这种悲剧式小说给人以更深刻的感触与冲击。女主角闵佩荑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勇敢执着，以及爱人离去后表现出的坚守，都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体现出的女性解放、恋爱自由、个性独立精神。

在《万引》中，刻画的女性形象所体现出的则是“三不从”的道德观念，松野的妻子“她是再不肯做亏人的事情的人”，当她得知松野手中的书是偷来时，她并非表现出对丈夫的绝对顺从与屈服，唯丈夫至上，而是坚持自己的道德观念与人格与其作斗争。松野的妻子便如但丁的“Beatrice”一般，拯救其与失格行为中，引导其走向正道。因此在《万引》一书中，郭沫若刻画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了婚后的坚守自我道德底线，“三不从”的原则。

由此可看出，在“五四精神”倡导婚姻自由、个性解放、人权平等的影响下，郭沫若留日小说中刻画的女性形象具有觉醒意识。她们或是在婚前的恋爱中追求自由，反对父母包办，甚至为爱情勇敢牺牲一切；或是在婚后并非恪守“三从四德”的观念，而是体现出“三不从”原则，坚持自我原则与底线，拒绝对丈夫的绝对盲从。

三、小结

郭沫若留日时期，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之际，“五四精神”让独在异国，“读西洋书，受东洋气”的郭沫若找到了精神支柱，他将长期郁结于心的苦闷、对封建制度的抵触，以排山倒海之势发泄出来。他猛烈抨击旧文化、旧道德，重新发见女性，倡导女性觉醒。由此可见，在国内“五四精神”的影响下，郭沫若创造出了一批具有反封建意识，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勇敢叛逆型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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