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气候变化、多山的地貌特征和人口的急速增加是清代重庆地区自然灾害的三个主要原因。清代重庆地区受明清小冰期气候波动的影响，进入了自然灾害的多发期。多山地貌特征又限制了重庆地区农业生产的开展，也给防灾救灾带来了诸多困难。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给清代重庆地区的自然和社会都带来新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防灾救灾的难度。

关键词：清代；重庆地区；自然灾害；原因

环境史学者认为：“自然环境不仅是自然灾害发生的静止布景，而是表演历史的一个角色，而社会因素对探讨自然灾害的原因至少与自然因素同等重要。灾害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原因所致，但它是否造成严重影响，能否形成灾荒，则与人为因素密切相关。”

本文主要从气候变化、地形地貌和人口变化等角度出发，探讨清代重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相关自然和社会因素。

一、清代重庆地区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气候变化及其所带来的自然环境变化是引发和加剧自然灾害的直接因素。有美国学者认为：“饥馑的气候即变化的气候，运用历史、考古、生物、地理和气象学的知识，深入浅出的分析历史上和现代的纷纭复杂的气候现象，认为气候倾向于疾速而非缓慢地变化，地球以其气候变化限制着我们的人口和活动。”气候变化是清代重庆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约1400年至1900年间，北半球出现了一个气候寒冷的时期，被称为小冰期（Little Ice Age）。这一寒冷期正值我国明清时期，因此在我国被称为“明清小冰期”。竺可桢先生认为在这一时期内有三次明显的寒冷波动。相关领域的学者对于三次寒冷阶段的划分进行了多方位的结论，全国范围内的时间划分可参考下表：

上述研究成果，虽然对于明清小冰期中我国三次寒冷阶段时间序列上存有争议，但是确认了我国在明清两代经历过一段气温相对较低且存在冷暖波动的时期。关于西南地区，特别是重庆地区明清小冰期的研究，现有成果不多。蓝勇的论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运用大量西南地区的史料，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后指出：中国西南这500年间的气温波动基本上与秦岭淮河以南近500年的整体波动相吻合。即明清小冰期中西南地区的三个寒冷阶段分别是：以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70年代；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为三个寒冷阶段。

清代重庆地区寒冷事件的记录，集中出现在兰勇指出的西南地区的后两个寒冷阶段中。《清史稿·灾异志》中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一月，巫山大雪，树多冻死。”“太湖大雪，严寒，人有冻死者。”巫山的高海拔山区，在冬季降雪是较为常见的。按照正史惜墨如金的叙事传统，巫山大雪这样的事件是不会被记录的。这种反常的记录，恰恰可以反推出当年巫山的这场降雪远超过正常年份的强度。同一年，地处江南的太湖地区，出现了因严寒冻死人的异常现象。《清史稿·灾异志》中还记录了康熙二十八年、二十九年（1689年—1690年）南方多地发生了大雪。把这些史料放在一起，对比前述明清小冰期中三个寒冷阶段的成果，不难看出在17世纪晚期，重庆地区和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一样经历了一个寒冷时期。

19世纪中晚期，处于西南地区在明清小冰期中的第三个寒冷期，重庆地区再次集中出现寒冷事件的记录。光绪《铜梁县志·粮赈》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大雪，伤春粮。”道光、咸丰、光绪三朝，地方志中有荣昌地区多次大雪记录：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初五、六日，大雪。”咸丰四年（1854年）“立春日，大雪，是岁大旱……秋获甚歉。”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大雪，五月十二日大雨雹，岁大稔。”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大雪如澝，四乡竹木被折不少。”荣昌的四次大雪记录中，三次是发生在春季，这在西南地区是十分罕见的。

梳理史料发现，乾隆中后期和道光至光绪前期是重庆地区灾害记录集中的两个时间段。这两个灾害记录集中的时间段，也正好是明清小冰期中西南地区的两个寒冷期。综上，明清小冰期到来引发的气候异常变化是清代重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重庆地区的气候和地形的影响

1.重庆地区气候特征和河流分布对清代水旱灾害的影响

重庆地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夏热冬暖，湿润多阴，水热丰富，雨热同季”。降水的季节分布不均导致重庆地区水灾多发生于夏秋两季。重庆地区境内河流纵横，都属于长江水系，流域面积大于50平方千米的河流有730条，形成不对称、向心的网状水系。据水文统计，长江洪水来自5—10月间的暴雨。7—8月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深入，暴雨就出现在四川盆地所以，宜昌以上诸水和汉水，则在7、8月间来水。冰川融水是长江上游干支流水量补给的又一重要途径。夏季大量冰川融化，使长江上游干支流水量加大，进入四川地区与降水补给的水量叠加，加之长江三峡地区水道窄，洪水下泄不畅，致使境内大小河流，水位会在短时间内上涨，易在川渝地区形成水患。

重庆地区气候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太平洋季风的共同支配。太平洋暖湿季风是重庆地区降水的主要水汽来源。西南季风则相反，给重庆地区带来的是干旱。西南季风进入重庆前经过中南半岛山地和我国云贵高原，水汽消耗在高山河谷中，抵达重庆地区后，其中的水分消耗殆尽，形成干热风。西南季风势力强盛的年份，重庆地区夏秋两季会出现高温干旱；反之，则降水丰沛，甚至酿成水灾。

2.以山地为主的地貌特征与灾害发生发展的关系

重庆地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山地为主。其中，山地（中山和低山）面积达62413.23平方千米，占幅员面积的75.8%；丘陵面积14985.76平方千米，占幅员面积的18.2%；台地面积2964.22平方千米，占幅员面积的3.6%；平原面积仅1976.15平方千米，占幅员面积的2.4%”。

山地为主的地貌特征一直是重庆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重庆地区的山地农业主要分布在山间平坝河谷。山区耕地普遍地块狭小，限制了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总产量也难以提升。

光绪《铜梁县志·粮赈》记载：

邑土壤硗瘠，少塘堰洩蓄之利。待命于天，旱涝之患所代有也。

以山地为主的地貌特征限制了水利设施的兴建，导致重庆地区山地农业灌溉和排涝能力差。农业生产依靠天时，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有着显著的影响。连续降雨或短时暴雨都可能导致农田排水不畅，影响作物生长。灌溉条件差，即使轻度的旱灾也有可能导致大面积作物减产，甚至绝收。

山地为主的地貌特征使重庆地区农业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难以提升，同时又制约了水利设施的兴建，使清代重庆地区农业严重依赖天时。最终导致清代重庆地区，稍有水旱变化就有灾害发生的情况。

三、人口增长与灾害的关系

明朝末年至清康熙十三年，四川地区先后经历了张献忠之乱、南明与清政府之间的战争、三藩之乱等大的战争。持续三十多年的战乱造成了四川地区的人口的巨大损失。重庆地区在这一动乱中也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据方志记载康熙初年，铜梁官方人口统计仅“人丁三百三十七”。

为了尽快恢复四川地区人口规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从顺治六年（1649年）起，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向四川地区移民的政策。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

国朝深仁厚泽，渥沛棠乡。戡乱初，流亡甫集，烟火尚希。其后休养生息，日益繁滋。编审复业外，他省来附之家亦趾踵相接。康熙十年，定各省客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凡他省民人在川开荒居住者，准其入籍考试。

在一系列优厚条件的鼓励下，迅速形成了向四川移民的热潮。随之就出现了“他省来附之家亦趾踵相接”的景象。移民的迁入为四川地区的社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也成为之后四川地区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康熙、雍正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的背景下，全国人口急剧增长，四川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全国。

通过对荣昌、永川、铜梁三地人口数据变化的梳理，可见一斑。荣昌县，明末3671户，15831口；嘉庆元年33381户，93598丁口。永川县，嘉庆年间30148户，107702丁口；道光二十三年，户数5200有奇，102745丁口；光绪十九年，88748户，301717丁口。铜梁县，清初377户，人数不详；雍正十三年，花户3757，4267丁；道光十年，25183户，76496丁；道光二十三年，40275户，160920丁。“丁”是指载入户册的有赋役义务的成年男性。荣昌和永川的方志中人口记录了男性以“丁”为单位计数、妇女的以“口”为单位计数。人口总数以“丁口”为单位计数。无交粮纳税能力的人户，被称为花户。丁口和户名是人口史研究中的一项专门任务，本文不做赘述。本表较为清晰的呈现出三地有清一代人口处于快速增长的趋势。

人口的快速增长给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光绪《铜梁县志·粮赈》记载：

自顺治至道光，虽岁有不登；然其时，生聚尚未如今日之众，而物贱赋轻，正供之外无丝勺累民，间蓄积颇裕；而朝廷有大庆赏，又迭沛蠲免之恩。故偶遇偏灾，不□罹流离死亡之苦。咸同以来今昔殊致矣。

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土地和生活场所。随着明清时期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等对生产条件要求较低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使大规模的人口向山区迁移提供了成熟的条件。山坡和山间沟壑在这一时期也逐步被开发成耕地。山坡土地的开垦，势必破坏原有植被，成为水土流失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山区农业条件差，使农作物产量普遍不高，仅够居民糊口。一旦遇到灾情，只能坐以待毙。

人口的增长，使灾后的灾民绝对数也大幅增长，灾民救治所需的人力物力也大幅增加，极大增加防灾救灾的难度，很大程度削弱了社会的灾害防治能力。

四、结语

清代重庆地区自然灾害多发，主要原因无外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清代重庆地区在气候变迁、地形制约、人口增长等自然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可谓是愈演愈烈。诚如现代灾害学所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实质是地球系统自然环境变化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结果，既包括了自然因素的作用，也包括了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社会承受或适应自然环境变化能力的作用。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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