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代蒙古执政者在政府的上层机构中，任用了大量的外族官员，而桑哥是回回人阿合马之后管理财政机构的藏族宰相。关于桑哥的记载可以说是比较丰富，但藏汉文资料都有明显的差异。史学界大多数研究桑哥的学者所利用材料仅限于汉文资料，因此我们对于桑格的认识不够全面。

◆关键词：元代;桑哥;八思巴;《汉藏史集》;《元史》

元世祖忽必烈（1215年——1294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他根据当时的现实问题，制定并实行了许多改善民族关系、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政府的上层结构中任用大量的外族官员。尤其是色目人，色目人在元朝民族等级中位居第二，长期被蒙古族作为维护其特权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历史上被称为元代著名的三大理财宰相中其中两个人是色目人，一个是回回人阿合马，另一个是藏族宰相桑哥。但是关于藏族的元朝官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帝师八思巴。藏族学者当中除了藏学家仁青扎西以外没有一个学者曾经深得元世祖信任，任过尚书右丞相，改革元朝财政经济的宰相桑哥做过研究。因此虽然在史学界对于桑哥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大多数学者使用汉文资料进行研究，而汉文资料当中对于桑哥的早年几乎没有记载，还有关于桑哥之死问题有许多错误，在《元史》中把他列入“奸臣传”，所以我们对于桑哥的认识是片面的、不够全面。本文通过详细比较藏汉文史料试图探讨桑哥的族属问题和他的贡献，以及他的死因问题。

一、关于宰相桑哥的族属问题

关于桑哥的族属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是畏兀儿人，而有些学者认为是藏族人。宰相桑哥究竟是什么族，学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前者的说法是根据拉托特的《史集》，《史集》中记载：“在他（回回人阿合马）死后，丞相之职转归了一个名叫桑哥的畏兀儿人，并且在五六年中，一切事情的决定和解决都有他掌握。”这是第一个观点的依据。之后的很多学者引用这观点，比如，多桑的《蒙古史》、柯劭的《新元史》都认为是畏兀儿人。随着《汉藏史集》的发现和利用有了桑哥是藏族人的说法，《汉藏史集》里其中记载“在有福德的皇帝之时，有大臣名桑哥者，系出身于嘎玛洛部落的青年，通蒙、汉、畏兀儿、吐蕃等多种语言，初任译史”依据这个观点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的《元代藏族政治家——桑哥》和藏族学者仁庆扎西《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都认为桑哥是藏族人。还有些学者认为是畏兀儿化的藏族人。

怎样理解《汉藏史集》中出现的所谓的“嘎玛洛”？藏文《松赞干布遗教》中记载：“赤松德赞时有九位勇敢的军官，分别带领军队驻守北方。后来九位军官向国王请示他们何时返回。国王说，要等待他的命令，但他们始终没回来，乃自称为嘎玛洛”（嘎玛洛是藏语）意思是没有接到返回命令不准反悔）。《汉藏史集》中还记载：“桑哥第一次拜见上师八思巴于多麦的汉藏交接之处。”九位军官中的一些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定居下来。据调查，现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一带的藏族人至今仍自称为嘎玛洛部落的人。

根据《汉藏史集》的记载帝师八思巴于桑哥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其中记载：“桑哥为了跟八思巴学习佛法，私下在大都的梅毒热哇（ me tog r ba 藏语花的海洋 ）附近建造了一处亭园被御史台治罪下狱，这是引起了八思巴的关注。有一次忽必烈邀请帝师八思巴去看一个庙会，八思巴这样讲到：我们吐蕃有句谚语，儿子被进监狱，父亲羞于上街逛。我的桑哥为向我学习佛法修了一间小房子，已被御史治罪下狱，我不能来。大汗立即传旨：既然桑哥是为了向上师学法儿修的房子，那就没有罪过”就这样八思巴救了桑哥一名。从这段记载看，八思巴用藏族的谚语表述他不去看表演的这句话里第一个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第二个可以从拿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比喻猜测他们是同一个族源的。

最后我们从桑哥的名字上看一下能不能他与藏族之间找到关系。在藏文文献里桑哥的名字是这样（sng ga）记载的，有些藏族人认为是（seng ge狮子之意）的音译。因此用藏族人经常拿动物名做人名的习惯论证桑哥就是藏族人。关于这个观点学者仁庆扎西认为是错误的。他在《元朝藏族宰相桑哥》中指出：“虽然藏族有给人取动物名字的习惯，但桑哥的名字不是从动物名产生的，而是是梵语（藏語一般称为更登，僧人之意。）” 论文中他引用《元史》中关于桑哥的弟弟的记载来论证桑哥这一名字是梵语。他说在《元史》中还记载：“ 巩昌，旧淮总帅府、 桑哥特升为宣慰司，以其弟答麻刺答思 （藏语意为法吉祥） 为使，桑哥败，惧诛自杀，至是复总帅府，” 他们兄弟二人都明显是藏族人名，这当然不会是偶然巧合，而只能说明桑哥确实是出身于噶玛洛的藏族人。”他们兄弟两人的名字都是梵语的音译，在藏族社会当中不管是僧人还是俗人，用梵语给自己取名的习俗至今为止仍为保留。

还有些学者认为丞相桑哥是畏兀儿化的藏族人，主要依据是当时嘎玛洛的情况。因为前面提到赤松德赞派的九位军官，是为了攻打回回人。他们没有完成使命未能返回吐蕃，在嘎玛洛繁衍生息定居下来。有些学者猜测，“如果嘎玛洛长期生活在畏兀儿人为主的地区，那么《史集》将误认作畏兀儿人也是情有可原的。”或者可以认为是畏兀儿化的藏族人。对此本人持有反对态度。就算嘎玛洛居住的地方除了从吐蕃来的那些军官以外其他的都是畏兀儿人或者回回人。我们从桑哥的名字上就能知道他没有被任何其他民族同化，他具有浓厚的藏文化因素，至少他的前辈是这样的，不然他不会用有含有梵语的名字。在一个就是他会讲藏语，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他被畏兀儿化了呢？

最后关于桑哥的族属问题我们不管是从恩格斯提的“民族认同”理论分析，还是后来出现的“政治型民族”理论来进行探讨。桑哥是安多地区出生的藏族，而不是畏兀儿化的藏族人，更不是畏兀儿人。

二、桑哥的贡献

《汉藏史集》记载：他聪明才智，精通多种语言，帝师非常喜欢，多次遣往皇帝驾前，皇帝亦因彼之识见功德，将彼由上师处取来，任各种官制，俱胜任。 ”和《元史·桑哥传》中记载：“狡黯豪横、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至元中期，为总制院使“从藏汉资料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是当西藩译史，之后地位不断提高。桑哥担任总制院使，总制院使中央政府管辖的国家机构，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并统辖西藏地区的军政事务。八思巴元至十三年回到萨迦，十七年 八思巴推荐任萨迦长官的贡噶桑波（kun dg’a  fzg bo）他缺背信弃义，联合他人和八思巴作对。西藏发生了动乱。元世祖忽必烈知道情况后认为需要排人去援助巴思八。于是就选择当时任总制院使曾经与巴思八有过密切关系，甚至奉为上师的桑哥率领军队前往西藏援助巴思八。这一段有历史在《汉藏史集》中有详细记载：“皇帝下令一大臣桑哥为首率领大军前往。桑哥凑称，吐蕃乌思藏地方山谷深狭，难溶大军。皇帝曰：遣七万蒙古军为主力，加朵思麻、朵甘思军，总计十万前往。对曰：如此可行，请照此颁迢，帝遂下令照此执。”桑哥这次去率领军队前往西藏，平定了西藏的内乱，采用了他的才能，因此元世祖更加信任、喜爱他。

公元1287年2月忽必烈置尚书省，任命桑哥为平章政事，同年3月桑哥任命尚书右丞相。据了解在元朝右丞相的职位只能蒙古贵族当中的人来担任。但是到了桑哥这一时期忽必烈既然打破了这个规章制度，用一个外来族的官员任命右丞相。可见忽必烈是如此的信任桑哥。

桑哥不管担任译史，还是总制院使，或者尚书的右丞相，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方法，对元朝的巩固发展付出了贡献，取得了很多业绩。

三、桑哥的死因

桑哥的一生都献给了元王朝，他在短短几十年里当过八思巴与元朝的译史，担任过总制院使，最后打破常规上升到右丞相。他在不同的职位为巩固和繁荣元王朝努力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桑哥担任右丞相这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引起蒙古贵族们嫉妒之心，在一个由于他在以不损害人民利益为原则理财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蒙古贵族们的利益损害。这个在《汉藏史集》中有记载：“桑哥丞相的机敏和富足引起了许多蒙古人的嫉妒。因为他在挥霍了国库的财产后，对蒙古帝国的皇室待卫利益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在大汗回大都的路上，向大汗诉说怨曲，”这只是个开始，后来桑哥的地位和权势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记恨和攻击。这时候元朝正面临着百姓失业，各地反叛和起义连绵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的局面。当时相比之下蒙古贵族和汉族的实力强一些，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缓和一时的矛盾并稳定统治集团内部。忽必烈下令将桑哥入狱并七月处死。也倒掉了桑哥的德政碑。就这样黑暗的封建统治者把一个伟大的丞相给活活冤死了。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桑哥被元朝处死只是一个比比窦娥还冤枉的，但根据《元史》把他列为奸臣之类为依据一些刘立祥学者《桑哥的“德政碑“何以倒掉》和李红阳学者《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桑哥的死因是罪有应得。，历史上被称为元朝三大理财丞相的另外两位即回回人阿合马和汉人卢世荣也同样跟桑哥一个下场。一生献给了元王朝但最后却被处死并在官方史料记载成奸臣传。这只是当时的趋势，也是跟他们的职位有关在理财的过程当中只要不损害人民的利益为原则就要控制蒙古贵族的贪污情况。蒙古贵族就是元王朝的基础，就算忽必烈再怎么爱惜正道也当然选择抛弃一个宰相，努力守住统治机构。元朝藏族宰相桑哥也只不过是没能从被这段历史中释放出来而已。并不是《元史》里记载的奸臣之类。

参考文献

[1]拉施特：《史集》，第2卷，余大钓、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6]仁庆扎西：《元代藏族宰相桑哥》 ，《西藏研究》;1984

[7]《元史 》卷二百五， 列传第九十二， 457 4页。

[8]屈光燕：《关于元人桑哥所属的嘎玛洛部的两点考证》，《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1期。

[9]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0]《元史 》卷二百五， 列传第九十二， 457 4页。

[1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