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小人物代言人”的黄春明，同时是乡土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一员。他在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反映台湾时代更迭之际小人物命运和心态的同时也延续了早期乡土文学传统中国民性批判的主题，这一主题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作者在其中寄予的感情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小人物；国民性；批判；劣根

一、哀其不幸：前期对农村小人物落后思想的揭露和悲剧命运的哀挽

基于对乡土生活有着深深的眷恋，黄春明前期创作的农村题材作品中对小人物的悲悯关怀要胜过谴责批判。这一时期黄春明对农村小人物劣根性的揭露是带着一种同情和哀伤的，批判也是温和而有节制的。他对农村小人物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侧重于他们身上保留的封建历史文明积淀物，传达的是忧患和同情。《锣》中的憨钦仔是黄春明这一时期笔下的人物带有国民性“痼疾”的一个典型代表。以打锣为生的憨钦仔爱面子而又自欺欺人，同时和阿Q一样很会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国民的劣根性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黄春明对憨钦仔并不向鲁迅对阿Q那般厌恶，相反地，他对憨钦仔很包容，赋予了憨钦仔善良可爱的品质和顽强的生命力，所以读者对憨钦仔只会觉得可恼可笑而不会感觉可恨。《溺死一只老猫》中的阿盛伯反对在清泉村建游泳池的原因竟是因为“会破坏风水”“污了龙目”，他固守着传统和“孔子公说的话”，对风水神灵文化顶礼膜拜，甚至选择以死来捍卫他所认同的传统。作者对老一代农民愚昧迷信的思想给予批判和否定，但他对他们热爱土地和家乡的感情是同情和尊敬的。所以他又赋予阿盛伯一种无所畏惧，以死抗争的坚毅决绝精神，让读者对他可笑之余又肃然起敬。青番公也是迷信落后的，在机械化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仍然固守着自己落后的农业生产经验。这样一个农民看似无知愚昧，但他却是读者眼中“最可爱的农民”。作者对这个“末代农民”是同情的，所以在文中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隐晦的，语言也是温和的。《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父亲，活的毫无尊严。他骨子里的软弱和“自我”的迷失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也是读者对他不满之处。但是当他换了一份工作后，儿子却认不出来他了。这种无奈心酸让他的软弱有了可理解可原谅之处。他也从一个为人不屑的人变成了我们同情的对象。黄春明前期对小人物劣根性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对他们悲剧命运的同情和悲悯。他秉着人道主义关怀看这些具有各种缺点的小人物的生活，一方面对他们人性的光辉予以赞美，一方面又对他们因存在各种劣根性造成的悲剧命运感到叹惋。他并非因为憎恶而关注小人物，恰恰是因为对这些人物有着深沉的爱才去批判。他不忍也没有过分责怪他们，而是温柔又耐心地为他们指出错误之处，对他们悉心教导。

二、怒其不争：后期对新殖民主义背景下城市小人物国民劣根性的辛辣嘲讽与批判

与前期的批判相较而言，后期批判的笔触是锋利的，嘲讽是辛辣的。这一时期黄春明对底层生活的小人物的感情不再是同情怜悯，愤怒的感情占了上风。批判主要集中在现实生活中人格的扭曲，这种扭曲又与民族自尊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毫不留情地痛斥国民奴性。犀利的语言风格与前期大相径庭。《苹果的滋味》里，得知被撞的阿发有补偿后，所有人都认为阿发这是交了好运，连阿发自己都对肇事者说出了谢谢。江阿发一家所感觉到的“幸”恰恰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之“悲”和现实之“痛”。仔细回味，让人对他们的无知有一种无奈的痛感，受害人因为一点小小的恩惠对肇事者感恩戴德，国民的奴性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用沉重的语气对他们口诛笔伐，而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笔调展开叙述。这种幽默的讽刺在《我爱玛莉》中更加突出。崇洋媚外的陈顺德在听到别人叫他中文名字时以往往不予回应，黄春明抓住这一细节将陈顺德这个假洋鬼子的丑态展现的淋漓尽致。陈顺德对洋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中国同胞傲慢无礼，对比他弱小的妻儿欺凌压迫，甚至因为“玛莉”与野狗交合对妻子大打出手，并说出“我爱玛莉”这种话。他的这种欺软怕硬的奴性心理是国民劣根性的一个典型代表。《小寡妇》中把酒吧女装扮成“东方小寡妇”的酒吧老板，为了满足美国人对东方的想像，不惜把我们民族的秘辛撕开给他们看，还对自己的营销策略洋洋自得。偏偏这么一个毫无道德操守的人名叫马善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莎呦娜拉.再见》中明明知道“千人斩俱乐部”成员丑恶嘴脸，还满足他们的卑鄙要求的总经理，为了廉价的小礼物被日本人乱摸都不介意的妓女以及打着求学旗号实质崇洋媚外的青年学生等，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一面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一面又为能替外国资本家效劳而感到无比光荣。身处被压迫奴役的环境而不自知，才最可悲，最可气。作者痛恨殖民主义，更痛恨这些崇洋媚外丑态百出的中国人。所以这一时期，作者不再以包容的心态对他们有所保留地批判，也不再以怜悯的心看待他们的异化，而是直指要害，毫不留情地对他们丧失民族尊严的灵魂进行猛烈抨击。

作为一个在农业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黄春明对传统农业社会和农村生活有着炽热的爱，但是他也敏感地觉察到都市文明已经慢慢地渗进了农村。所以在他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农村小人物的关怀和乡土生活的眷恋。黄春明虽然看到了农村小人物的缺陷，但在他眼中他们是时代变革中的受害者，所以不忍对他们大肆批判。但是黄春明又生活在一个矛盾交织，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他前期描绘的美好的农村生活在动荡时局的冲击下已经不复存在，城市中的小人物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中逐渐异化。随着他对社会对文学认识的不断深化，其小说创作与取材也起了相应的变化，不止于以往的悲天悯人，更把创作重点转为对都市社会弊端的揭露，国民奴性和针砭和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他无法阻挡时代的潮流，只能拿起笔来，用尖锐的讽刺和批判来捍卫他心中美丽的乌托邦世界，希望能唤醒人们的良知和民族意识。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19.

[2]田锐生.台港文学主流[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7）.

[3]林丽錡.“保有本土精神，拥有现代面貌”——论黄春明小说的美好传统倾向[J].华文文学评论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