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大明宫，我有时会想到大明宫其实是一个迷宫，……解谜的过程已足以让我们幸福而长泣了。”
　　唐肃宗至德三年，李唐政权刚刚从“安史之乱”中转危为安。一个晨光熹微的早上，中书舍人贾至手持银烛，走过朝见天子的紫红泥铺就的漫漫长路。大明宫门外，千株弱柳百转莺啼，朝服端正的官员们肃静无声地踏上白玉阶陛，身上的剑与佩饰的轻碰清晰可闻。
　　典仪之后，贾至作“朝省诗”《早朝大明宫》，并转给他在中书省、门下省的同僚王维、岑参和杜甫。于是有了被后代诗家时常比较、评论的“早朝大明宫唱和四首”。诗人们以各自不同的体验赞美着大明宫的景色：“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那时的大明宫，与天子政权、朝廷典仪、行为规范、生活模制、文化传播所仰赖的交往方式，如此契合匹配，既是这一切的精美载体，又是这一切的物质外化。这契合匹配中，也暗含着潜伏在那个时代中的，人们对自身生活的认可、自信、从容乃至优越感。
　　千年沧桑，繁华怎奈浩渺岁月，宫阙已付荒芜。1930年代陇海铁路通至西安，大明宫遗址地段因位于铁路以北而被称为“道北”。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成为大量灾民的栖身之地，并逐步开始形成移民占80％的混杂居住群。“数年前路过那里时我看到，含元殿前的横街已经成了小煤窑的运输要道，骑着三轮车的农民工在泥泞的土路上奔波，昔日的大内今日是都市边缘的荒野，沿着旧时宫禁道路横七竖八布置开的贫民区，风格和气象都浑无开元印迹。”
　　然而，“道北”水土养“道北人”，中原文化和关中秦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与接纳，形成一种不同于任何地方的奇特文化现象。他们独特的方言、小吃、白成风格的豫剧和秦腔，使“道北人”有了新的地域身份认同。“在那没有秩序，没有任何显著史迹的混乱中，其实分明也可以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它并不赏心悦目，却更能说明问题，……和每个中国人的成长经历息息相通。”
　　2005年8月，3012户道北居民拆迁完毕，“道北”的历史从此告一段落。这短暂而卑微的历史实在无法和当年的唐朝圣境相提并论，但这两种场景，确是发生在同一地点、同一血脉的炎黄子孙身上的真实故事；2011年3月，一位年轻摄影家在新建成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内举办了以“道北”为题的个人摄影展，“让我们回顾道北，在遗址之上曾经的人生变迁，我们的祖祖辈辈曾经生活的地方。”
　　大明宫遗址公园已建成。它的建成伴随着西安人城市生活的快速转换，凝聚了诸多城市决策者、建设者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苦苦思索和追问。时间轴上这三个迥然不同的境况该如何传递衔接?这其中的断层该如何填平?在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责任的重压与焦虑中，大明宫，又开始了新的历史演进。
　　“回忆和遗忘都是久远的。对着这块千百年来始终沉默的天空，我们不回答，只生活。这是老老实实的，悠长的生活。”愿有更多的真实的生活故事在那里发生。愿新的大明宫遗址公园，不但能安抚人们对历史辉煌的失落、能满足新时代的体面的视觉愉悦、能提示并催生新的历史意义，更能支撑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和诉求、维系城市文化情感的血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