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从后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晚清时期，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出于“新民”的政治需要，当时社会倡导引进西方小说来启迪民智。而在引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颠覆，本文将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晚清小说翻译家的选材和翻译方法。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晚清小说；翻译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或称“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深受福柯（Faucault）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发端于40、50和60年代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得益于后来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反霸权运动。但有关后殖民研究领域的界定一直颇有争议，通常有三种定义：
　　1. 研究欧洲前殖民地独立后的情况.这些殖民地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遗存。
　　2. 研究欧洲前殖民地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情况；这些殖民地被殖民以后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遗存。
　　3. 研究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权力关系：征服者文化（conqueror cultures）如何令被征服文化屈从其意志；被征服文化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克服这种政治高压。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power differentials），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这个视角是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1]尼兰贾娜（Niranjana）说，“所谓后殖民图景指的是百家争辩，竞相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2]它延续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其独有的研究路径——权力关系的透视——介入到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研究。。他们围绕“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归化与异化”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3]
　　二、后殖民主义与晚清小说翻译
　　晚清社会出现大量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向西方学习，最先是学习西方的“器物”，这个时期的翻译都是集中在科技、经济以至国际法等方面。但经过几十年的“维新”，中国还是毫无起色，特别是1894年的“甲午之战”，中国竟然战败于一个亚洲小国，更使人觉得从前的学习都是白费的，于是有了新的觉醒：“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4]小说在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开始意识到并重视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出于“新民”的政治需要，以小说作为工具，开展启蒙运动。由于“新民”的内涵与当时中国传统文学所载之“道”不一致，梁启超等人因此提倡翻译域外小说。[5]
　　翻译并出版西方小说，自然会把西方的一些思想和意识形态传播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启迪民智”本身就是被西方思想殖民化的一个过程，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思想上逐渐受到西方社会的颠覆。葛兰西认为，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在心理上在政治、文化方面对宗主国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打下了臣属的烙印。但是中国的小说家在选材和翻译手法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和文化趋势。
　　三、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晚清小说翻译选材
　　这个时期的翻译主体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翻译过不少小说，且对当时翻译界的混乱状况颇有微词的周桂笙（1873—1936）曾这样说：非求输入文明之术，断难变化固执之性，于是而翻西文译东籍尚矣。[6]晚清社会这种功利和实用的翻译动机，直接决定了什么作家什么作品被翻译过来。
　　在最早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中，有三大类作品被认为最重要，即所谓“小说全体之关键”的说法，那就是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在时人的认知里，“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
　　先看政治小说。既然小说界革命的目的是政治革命，能够让著者“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的政治小说，便是最顺理成章的翻译对象。上面提过梁启超撰写《译印政治小说序》，便是要提倡大规模翻译外国政治小说。相对来说，科学小说及侦探小说却是真正地受到一般读者所喜爱的外国小说。从某一角度来看，晚清译者向中国读者介绍科学小说及侦探小说这两种西方小说体裁，动机跟译介政治小说是相同的，就是要开启民智，对国民的精进有所裨益。至于侦探小说，更是被赋予了改革吏治的重大政治任务。[7]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主要指向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呈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社、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8]从晚清小说翻译的选材，就可以明显看到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译者的操纵策略。此外，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诉诸西方，以求开启民智的过程中，无形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被其同化。
　　四、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晚清小说翻译方法
　　至于本体意义上的翻译方法，在晚清时期，从性质上言，自然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套用中国传统议论中的术语，可以称之为“直译”与“意译”，而如果采用Lawrence Venuti的术语，则就是“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术语系统，都体现了翻译主体对原文文本忠实与否的态度。[9]
　　晚清译者和论者在译介西洋小说时，一方面希望能引入一些对中国旧社会有冲击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却恐怕会破坏他们希望保留的传统意识形态，结果便出现了对原著的修改。[10]在一切为了接受，为接受者的口味，为接受一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即向译语一方一切需要靠拢的原则指导下，忠实早已不是归化策略的首要标准了。增删、改写等恣意妄为也都统辖在归化策略的为我所用的功利上，显见，韦努蒂对归化/异化的定位已超出传统译论的疆界，在这里，翻译成为描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点。[11]比如说林纾及其合译者以“归化”的翻译方法，给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带来了语言、文学（或诗学）与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与变化。而尤其令他（甚或其合译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实践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启蒙话语的时候，也同时参与了对他所力图维护的晚清帝国的颠覆。因此，翻译本身便是一种悖论：无论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方法，都会在译语社会中产生一种“异化”的效果。[12]
　　五、结语
　　清末中国社会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文学家为了启迪民智，倡导通过翻译引进外国小说。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思想意识的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殖民化。译者在选择译本以及选用翻译方法的时候，却以一种强势文化代表的姿态对待引进的文化，这又与后殖民主义的一些观点相悖。总之，晚清社会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小说翻译，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探讨会有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 Niranjana， T.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 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24（4）.
　　[3] 陈橙.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J].社会科学研究，2008（6）.
　　[4] 陈橙.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J].社会科学研究，2008（6）.
　　[5] 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域——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290.
　　[6]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0.
　　[7]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1—164
　　[8]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9.
　　[9] 王晓元.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14—15.
　　[10] 王晓元.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84.
　　[11] 王晓元.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137.
　　[12] 周桂笙.《自序》，《新庵谐译初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46.
　　作者简介：
　　卢静（1986—），女，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人，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10级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